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从《春江花月夜》诗的形式演变谈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与音乐的关系

打开《乐府诗集》,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下共收了隋、唐五位作者的七首诗。而七首诗却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形式。隋代杨广二首和诸葛颖一首是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二首是五言六句,张若虚一首是七言三十六句,温庭筠一首是七言二十句。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诗歌形式演变的一条规律。     

论六言之起及其体律造语

六言必以节奏的整合才成为稳定的句式,这是确定六言句式与六言体诗起源的依据,所以不能追溯为《诗》中六言散语,也与《骚》语六言不侔。六言句式出于汉乐府,建安时始有文人创制,以五句而每句押韵的组诗形式为常。六言与五、七言在齐梁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始有隔句用韵相对,从而形成六言格律的雏形。但六言以三个双音节奏不能导致五、七言律体各联的粘连,因而不具严格的格律规范,按其平仄交替之理可推四式。由于六言不具单音节以为著力锻炼,所以造语必以"自在"为尚,这是衡量六言体诗高下最为重要的标准。     

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

在南北朝民歌中,“吴声歌”和“西曲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现存的这两种民歌歌辞看来,其内容似乎都以写男女爱情为主;其形式也都以五言为主,亦无多大差别。但是这两种民歌由于产生的地区不同:“吴声歌”流行干长江下游一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由于地区不同,两地所操的方言有别,在音乐上也很不一样。所以据《乐府诗集》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作者认为,韵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诵功能,其原始体制产生于仪式叙述的需要。《诗经》体是祝颂,比歌、兴歌的产物;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赋原是周代乐教中的雅言诵,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与音乐脱离,成为作家文学最早的文体。本文还讨论了铭刻、书写等传播方式对于文体发展的作用,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等问题。     

中唐新乐府诗体探析

文章主要探析中唐新乐府诗的诗体特征。中唐新乐府诗人在选择体裁样式时别具匠心,从中透射出他们的乐府观。一方面借鉴汉魏古乐府之体式,采用古体,有五言、四言、杂言等,风格古朴浑厚,富有情感张力。另一方面又有所新变,吸收唐代民间流行的歌谣体"三三七体"来改造乐府诗,这种体式流利宛转,易于唱诵,为时人所喜,便于实现诗人以诗为奏议的目的。中唐新乐府还采用组诗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主题,这类组诗有总题、分题,组诗内的每首诗风格一致,篇幅接近,各个单篇以某个视角来展现共同的主题,有助于深层次开掘主题,有利于传播组诗所呈现出的情感内容和艺术风格。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一诗学之影响于宋代词学,最突出表现在以诗言志歌咏言的古老观念说明词的起源和产生。张侃说:“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合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歌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自、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张氏论“乐府”词之起源,忽略了古赓歌与今曲子的区别,谓其源远流长,萌芽于虞舜之时,其尊体探本之     

《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

损益修改方法是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之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记载李延年与乐府损益古辞的关系。但自从黄侃提出当为左延年、否定李延年的看法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黄侃的学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的说法更为可靠,此说不只是有版本依据,也有李延年曾经损益歌辞的文献依据。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又关系到乐府损益歌辞与旋律的入乐方式及其起源,对乐府音乐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乐府的损益修改方法并非只是损益歌辞,损益修改音乐旋律也是一部分,《文心雕龙》的记载并不准确。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屈原作品中“人神恋爱”表达模式解读

《离骚》和《九歌》中抒写“人神恋爱”的章节都以爱情的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它们不但有着如出一辙的情节模式,而且情感意绪都笼罩着孤独、迷茫的色彩,然而爱情的追求不在爱情本身,而在于情感的安慰作用,它裹挟着诗人屈原的命运悲剧和人格力量,成为情感的载体和个体情绪的发泄方式。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珞巴族古史歌的审美价值

这里发表的是《珞巴族文学史》第四章的第六节。本章前五节题目是;第一节 古史歌的蕴藏;第二节 古史歌的产生;第三节《斯金金巴巴娜达萌》;第四节《阿巴达尼》;第五节《金岗岗日》。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神弦歌》的文化阐释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神弦歌》,是江南地区的巫觋祭歌。它的产生,与其故楚地区巫鬼文化的传统有关,其音乐远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声”;《神弦歌》在祭祀地区性的杂鬼小神的过程中,表现出叹惜生命、向往爱情、钟情山水等世俗化的情感和愿望;《神弦歌》十八首,大多短小精练,且形式多样,语言清丽自然,音调婉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诗词曲中的名词语试析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五律名篇《春日忆李白》。前人已对这首诗作过不少精到深细的疏注训释。我们若再从句式上看,就会发现八句四联中竟有两联造语特殊,即颔联和颈联均由名词语构成。 在散文里省略主语的情形是常见的,而在诗词里却常常省略了谓语,或把谓语作了     

古绝句四首

【说明】“绝句”是一种以四句为一首的诗体的名称。这四首诗是晋以前的作品,最初见于《玉台新咏》卷十。这些诗的形式和当时的“绝句”相同,故以“绝句”命题。三国六朝时代长江流域的民歌五言四句,且以多用隐语为特色。这几首诗也可能是南方所产。     

孟郊诗歌高古论

孟郊诗歌高古的审美特征主要指其诗在崇儒复古中透示出高古自鞭的人格精神;大量使用五言古诗和乐府古调所体现的高古格力;诗人在构思造境时对奇境妙理的追求中体现的超越流俗的理性意识;以及段章炼字获得的硬峭挺拔的语言风格.诗人对这种审美风格的自觉追求中导引着中唐审美观念对盛唐气象的偏离,同时,对宋诗崇尚格力气韵风气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