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庸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运动

在抗战时期 ,当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 ,中国沿海即将沦陷时 ,林继庸首倡将上海工厂内迁 ,并积极推动工厂的迁移 ,督导工厂重建、复工、生产 ,为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教育史上的壮烈篇章--抗战时期武汉学校内迁纪实

文章回顾了抗战期间武汉各类学校分别迁往四川、云南、鄂西等地的艰难岁月,陈述了师生艰苦奋斗,共度时艰的事例,表现了师生在温饱不保的战乱环境中发愤工作、努力学习、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内迁人员迁入和兴办机械半机械化企业,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内迁产生的巨大消费量也使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抗战时期的四川高等院校

通过论述抗战时期四川高等教育因众多高校的内迁而得到飞速发展，扩大了各校办学规模，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繁荣了学术研究，得出了本地高校和迁入高校的共同发展对四川高等教育事业和社会文明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西迁与西部的开发

出于抗战和生存的需要 ,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从而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典型的工业化空间传动运动。这种非经济性动力引发的工业化空间传动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对中国高校地域性发展的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从产生之初就显现了它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抗战时期出现的高校内迁,是中国在高校分布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它改变了战前高校东多西少的局面,对战后中国高校地域分布的均衡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高校内迁对当前中国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眨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百花时代”爱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态

"百花时代"的爱情小说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文本,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极其微妙复杂,主要表现为三种心态:忏悔与救赎、矛盾与焦虑、悲情与感伤。上述心态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晋之际内迁羌族的农业化

结合有关史料记载论述了汉晋之际内迁羌族实现农业化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关键阶段和完成阶段,说明农业化也是其实现汉化的关键性因素。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校的内迁

抗战初期 ,日军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使得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高等教育亦面临着断裂还是存续的危机。本文拟对国民政府高校内迁的背景、特点及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和深远影响略作阐述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心态——对王国维自沉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社会观念变迁的速度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风向标。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量级国学大师,王国维试图对学术与政治双重关切,对中西新旧文化普遍调适,并坚持个人精神操守与群体心理归属的矛盾统一,但他兼顾、包容这些方面的努力常陷于困境,促使他最后选择自沉。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自沉折射出经过五四精神洗礼后社会观念急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复杂心态。     

一部知识分子心态史的启示

在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向来没有停止过，与此相关的著作与文章也实在不少。遗憾的是，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整体性地研究和形而上地诠释，缺少个案研究与形而下地关照，结果是研究过程通常流于知性化和教条化，乃至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在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也更好。只是因为个案研究少不了繁琐细碎，需要可靠举证和审慎判断，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自然很大。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内迁移民的结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大批东部人口向内地迁移.这些内迁移民具有非常浓厚的战时特点,从他们的籍贯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以及职业构成四个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内迁移民的人口结构特点.     

被压迫的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景观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

晚清武汉曾经是与上海实力相当的工商业重镇,钢铁与军事工业堪称国内翘楚。进入民国后,武汉工业尽管在全国的位次略微后移,但总体趋势是在晚清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工业被迫向抗战大后方搬迁,武汉工厂作为内迁的重点,与先期内迁的江浙工厂一道,共同演绎了中国抗战进程中的悲壮一幕。武汉工厂内迁不仅避免了武汉工业被日军利用的严重后果,有效保存了中国工业实力,而且促进了抗战大后方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武汉的工厂大搬家以及长达7年的沦陷,中断了武汉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给武汉工业造成了深痛巨创,到新中国成立时,武汉工业仍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