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法庭中的运用

高水平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助于一国国际商事法庭提升司法竞争力。各国国际商事法庭中意思自治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的意思自治非常有限。为了充分实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功能,应适当优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的意思自治,选择对现有制度触动不大但对国际商事法庭优势发挥效果较大的领域先行推进意思自治。取消协议选择法院的实际联系限制,识别适宜强化意思自治的领域进行率先尝试,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优化路径。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协议管辖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协议管辖条件,但该规定尚未明确界定商事性的范围,实际联系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单一且排他性效力规定不清。为保证更多当事人选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争议,建议对争议的国际性做扩大解释,明确商事性判断标准,适当扩大实际联系要素的范围,放宽协议管辖具体形式和明确协议之排他效力,以适应现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级制度评析

2018年6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最高人民法院本着专业性、国际性、多元性、高效性、包容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分别在深圳市和西安市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化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肩负着解决沿线国际商事纠纷,促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的重大责任.法庭基于功利主义采用的一审终审制度,虽然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无疑忽略了当事人关注的程序保障,模糊了国际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界限.加之其功能定位与国内其它的一审终审制度不同,其审级实践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事法庭差异较大,不利于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些都是其不能照搬国内其他一审终审制度的理由,其审级制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沿线各国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现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途径并不能满足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产生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认为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一方面在于国际商事法庭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其可帮助我国处理不断激增的涉外案件、减少文化冲突等。     

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

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一个显著特征,各国仲裁法(包括判例法和制定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无不涉及仲裁的保密性问题,但对保密性的规定各不相同;另外由于合理例外的存在,使得保密性具有了不确定性.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文章就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概念、种类、有效要件、内容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考辨

关于“国际性”与“商事”内涵的界定，已呈现出由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演进的趋势。此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二者解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促成各国对二者内涵的趋同认识。相比较而言，“裁决”内涵的界定受国内法影响较多，但仍应以“解决了纠纷”作为“裁决”的基本构成要件。建构在以上三个基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则主要是指裁决对当事人、各相关仲裁庭和法院所产生的保护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论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

国际商事贸易的不断发展,一方面造成国际贸易纠纷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相关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与完善,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最为完善的解决争端的国际商事仲裁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综述了中国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及其实践现状;研究了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法律适应问题;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的价值考量问题;最后,针对目前中国涉外仲裁实体法选择的法律规定,借鉴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法律适应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涉外仲裁实体法的建议：一是要明确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二是要规定中国涉外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的具体内容;三是进一步推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四是尽快确立友好仲裁制度等,以有效地维护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国际商事仲裁之性质述评

契约理论、司法权理论、混合理论和自治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仲裁的性质,但是,这四种理论均未能圆满地解释仲裁的性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对仲裁性质进行分析,并认为仲裁是契约性、自治性和司法性的有机结合,是以当事人的一致同意为基础的、高度自治的,并以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证实施的一种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法律制度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商事仲裁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促进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不断完善。然而，在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在仲裁机构、仲裁协议、仲裁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应参照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推动仲裁立法使之与国际通行作法接轨，以加快我国仲裁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新解

传统的关于仲裁性质的理论包括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自治论等，这些理论各有缺陷，不能完美地解释现代仲裁所具有的种种特征。指出仲裁是一个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和谐互动的典型范本，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论”能更好地解释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规避问题

文章概括了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律规避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其原因.针对有学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中根本不存在法律规避问题"指出冲突法领域一些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由仲裁这一制度自身所决定的,应由仲裁自身比照国际民事诉讼灵活处理而不应苛求立法的面面俱到.     

论国际诉讼中的法庭之友

随着国际司法机构改革与实践的发展,法庭之友在国际诉讼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现今法庭之友的问题不再是其能否参与国际诉讼,而是如何更好地适用。在实践中,时有法庭之友向法庭递交意见书的情形,而各国际司法机构对法庭之友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缺乏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诉讼的具体规定,不利于法庭之友的发展。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阐述,对其参与国际诉讼的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对今后法庭之友的发展有所裨益。     

国际商事仲裁法律性质二元论

国际商事仲裁是国内仲裁的延展,是含有涉外因素或称国际因素的仲裁,即争议的各方是不同国家的法人或自然人,或者争议的标的处于国外。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性质问题,学者众说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司法权理论,契约理论,混合理论和自治理论。笔者认为,根据有关国家的仲裁立法和实践,司法权理论和自治理论的结合能够确切地反映仲裁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国际商事仲裁既有司法权性,又有自治性,是具有双重法律性质的解决争议的方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如何妥善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仲裁由于具有比诉讼更为多的优点已逐渐发展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主要手段。各国无不把建立本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仲裁机构、制定仲裁立法作为发展本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措施。国际社会也建立了许多常设的仲裁机构、制定了相应的仲裁规则。这些     

论有效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随着国际政局的变化 ,各国间经济交往增多 ,经济纠纷也增多 ,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手段之一 ,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其中心 ,是仲裁庭的主要依据 ,也是仲裁裁决被承认和执行的判断标准。有效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为标准 ,由法庭和仲裁庭根据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决定其有效性     

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

国际商事活动当事人的多元因素,使其争议的解决方法多样化。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形式特征有基本的相似性,使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可知其然。诉讼的方式可沿依诉讼法则对整体程序予以全面规范,并能凸现出执行效果的强制力。国际民事诉讼针对国际民事争议而设定的特殊准则,以含有国际因素的商事诉讼关系为调整对象,尽管有多种方式可选择,但国际商事当事人选择法院救济实质是直接使用了最终救济措施。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软思考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应实践需要而产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最佳实践做法,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但却被仲裁参与方广泛采纳.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填补了仲裁程序法及仲裁规则等"硬法"的漏洞,有助于提升仲裁程序的效率,推动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同化发展,并为仲裁程序监督提供合理的参考标准.中国仲裁理论界和实务界未充分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的积极价值,在未来改革中国仲裁法律制度、构建和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程序"软法"的价值及借鉴意义.     

加入WTO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

加入 WTO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迅速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应对我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仲裁制度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 ,真正建立起独立、公正、高效的仲裁机制 ;加强管理 ,发挥仲裁优势 ,推进仲裁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适时完善修改仲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