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信任与不信任的频谱

信任和不信任都是一种多样化和连续性的存在,这种本性与自然界的频谱现象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假定它们都是社会意义上的一种频谱。与信任同质和异质的不信任分别构成信任的对立面和等价物。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相互对立、各自独立又纠缠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在信任—不信任的一维、二维频谱中得到描述和澄清。它们的运行不但不能独立进行,还需要相关社会机制的配合乃至社会背景的支撑。信任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有长远规划。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论系统信任: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思考

随着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信任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在不同的系统中,系统信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以及不同学者关于系统信任的媒介的分类,本文认为经济系统的信任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信任媒介是权力,信托系统的信任媒介是专家,公民社会的信任媒介是信任记录.以信任记录为媒介的公民社会的系统信任的建立无疑是由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特殊(人际或人格)信任过度到现代社会以普遍主义为原则的普遍(人际或人格)信任的关键.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实质信任与形式信任——诚信研究的新向度

对于诚信的研究,除了将"诚实不欺"、"守信守诺"作为诚信的一般伦理内涵以外,还必须把"信任"作为诚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内涵。诚信研究最终解决的是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信任问题。所以,诚信的伦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诚实;(2)实质信任;(3)形式信任。实质信任是市场经济效益的"道德资本"。而形式信任是社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西方信任理论及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关系

本文回顾和系统总结了西方文献中关于信任的的界定、分类、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问题和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对于中国的人际信任问题和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问题,比较了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的研究结论。     

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信任模式研究综述

信任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还是一种软的文化力量,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容置疑。各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秘信任,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它是受社会环境形塑的"社会事实",因而不同社会就有相应的信任模式。而作为一种类型分析概念,信任由于受社会环境、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模式划分的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从信任基础和维度视角的静态类型划分,还是从信任程度和发展过程作动态体察,中外信任模式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存,以及模式研究预设的实践性和理论演绎性特征。通过信任模式研究文献梳理,为消弭社会转型期中国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并试图挖掘有生命力的信任模式。     

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

所谓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自我增强和生成,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信任或不信任的自我增强及维持不过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一种表象与表征,它们反映的是与其自身相关或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自我增强及维持。它们的形成不仅源于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和机制,还基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础。关于对策建议的讨论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或决定的僵局。若要对社会均衡问题有个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和建言,有待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或革新。作为一种相对较新却盛行有日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或能担此重任。     

论信任、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

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信任.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组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编织起了我们的社会.对于一切组织来说,信任都是必要的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官僚制组织的建设中,信任因素受到了忽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自觉地认识到信任的功能并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组织,是当前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组织将是一种合作制组织.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降低求职过程中风险、提高求职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和有效运行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关系信任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求职过程将表现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交织作用的过程.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信任无价

一个9岁的男孩非常喜欢鸽子,他每天早晨都要拿些食物,到广场去喂鸽子。那些鸽子和小男孩渐渐熟悉了,它们毫无顾忌地飞到小男孩脚下,甚至飞到他肩膀和手掌上。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