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CSSCI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东亚热点问题与中日关系──“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1999年4月29—30日举办了“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两国40多位年轻学者出席了会议。中日学者围绕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安全热点、各国外交、中日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坦诚、热烈的讨论。一、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与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东亚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本地区的未来秩序尚未成形，其前景依然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东亚各国在利益考虑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分歧与对立，尤其是缺乏相互信赖。因此，东亚地区形成一个和平与稳定的…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民间交流

进入21世纪,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获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而东亚地区无论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看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象欧盟的“法、德”那样的紧密合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之时,中日民间交流无疑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进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

正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变局的发展进程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地冲击并改变着整个世界,形成了一种百年未有的东升西降的局面。在经济领域,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在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2000年为20.9%,2019年迅速提升为40.2%,贡献率由30%左右攀升至60%左右,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同时,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以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国。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与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升温呈一致趋势。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虽然看似客观，但实际上是通过各种表征符号的选择和黏合来为日本政府提供在国际变局下有望与印度建立的“共有观念”的支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基于日本自身对国际秩序变化和自身角色的认知，发掘表达两国在国际秩序观念层面共同之处的符号，如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他者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平衡器等。其次是对日印关系历史中象征友好的符号进行再发掘和确认、对当今印度的战略重要性进行再发现的过程。再次，在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中，日本与印度通过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日印在亚非合作等符号展开有意义的互动，赋予这些符号不同的含义。总体上，日本建构了一个既是“主要合作伙伴”或者“准盟友”又是意义改写者和“特殊对待对象”的印度形象。     

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

2008年以来,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国际竞合重塑了各国相对地位,国际互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效应引发全球关注,从世界变局中审视当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进十分必要。本文通过构建并运用当代国际地位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指出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呈现全面、持续、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这种态势以国家战略资源规模快速积累为基本路径,在国际互动进程中不断提升全球价值体系中的竞争力,增强对国际投资市场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新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全球、亚洲、东亚三个层次选取美国、印度、日本进行国际地位演进的全方位比较,提出如下建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弥补关键领域短板,丰富战略资源积累路径;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大国零和博弈,拓展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推动新多边主义合作,引领全球和地区发展议程,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与地区整合的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近年来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韩国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更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稳定了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东亚现代化中的文化因素新探--对东亚发展研究中文化解释理论的历史考察

西方对东亚崛起在“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关注 ,最初起始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而且主要是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去加以关注的。继日本之后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崛起 ,这就客观上促进了东亚文化解释理论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 :“现代儒家”文化理论 ,庸俗儒家主义理论 ,东亚现代化“情感模式”理论 ,亚洲价值论等。文化解释理论研究者认为 ,文化因素已成为东亚崛起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东亚世界论”研究动态及其表现出的对华社会思潮

日本古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日本古代史和东亚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诸多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界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历史进行整体把握的"东亚世界论"。在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与此前历史不同的阶段性及独特性特征,学界需要对应地从各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回顾与总结。在平成时代,作为研究东亚区域史的重要理论和研究领域,"东亚世界论"继续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时代性特征,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总结。这一工作除了对东亚区域史的深入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之外,由此还能够了解到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对华思潮的一个侧面。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中国应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迅速,以成员国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提出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东亚生产网络格局虽逐步形成,但仍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中国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随着美国主导TPP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从外部需求、区域合作和贸易标准等多方面均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应正视和关注TPP发展动态,完善东亚生产网络格局,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积极应对TPP可能带来的变化。     

中日之争与东亚合作——以“10＋3”、“10＋6”为主的分析

一般的分析都把东北亚合作进而东亚合作进展缓慢归咎于中日对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之争,其实深层原因还有美国对东亚合作的影响。目前,这种主导权之争已经影响到东亚合作的健康成长。东亚合作的突破需要各方尤其是东北亚各方的共同努力,否则东北亚合作进而东亚合作仍将陷在多重框架竞争中,合作无法推动。     

构建东亚区域合作架构的挑战

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东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已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东亚须更有目标地和战略性地组织起来,但东亚区域架构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中美关系是世界上和影响东亚地区合作的最重要的关系,构建东亚区域合作架构应当乐于见到美国的参与。总之,关于东亚区域合作架构的安排的共识正在形成,包括四个要素：即10＋3、10＋6、东盟以及APEC。10＋3应当成为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导,10＋6应当发展成为关于地区重要战略利益问题有效的领导人对话论坛,东盟则必须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建设,APEC则在于推动亚太国家间的尤其是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