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省域实践——《中国省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报告(2012)》评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且范围逐步延伸,城乡一体化问题已被提到战略高度。那么,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究竟如何、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各个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又存在着怎样的变动趋势。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评价体系,对中国整体及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主持撰写的《中国     

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与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运用“PP-EM”模型对2011—2020年间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时空测度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时间维度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向高质量转型的快速增长期,全国半数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维度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省域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基本呈现由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华东地区为龙头,西北地区垫底,中部和南部居中的态势,存在空间集聚性;经济发展活力平均指数南北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效率平均指数分布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创新驱动能力平均指数分布极为不均衡。驱动因素上：R&D经费内部支出对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最为明显,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对东部的促进作用显著,国内技术购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在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反向作用。     

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建设水平进行评估,从中比较各自差异。综合分析发现:(1)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梯度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区是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份相对较低,西部地区最低,可归纳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五种类型区域。(2)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表现为三个层次,即北京、上海最高;广东、浙江、天津、江苏次之;山东、福建、辽宁相对最低。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性数字贸易鸿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化数字贸易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加剧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认为,数字贸易鸿沟成因复杂,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阻碍数字贸易治理达成共识以及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在治理上,仍存在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凸显等困境。因此,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既需要借助区域经贸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新动力,也要抓住机遇,释放数字贸易潜力,实现突破式发展。     

省域宏观经济预测评价与方法选择

本文根据省域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与特点,着眼于提高省域宏观经济的预测精度,结合现有的宏观经济预测方法,探讨宏观预测模型与省域经济的契合问题,提出预测精度较高且具有很强针对性的组合预测法。研究表明,这种组合预测法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及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精度优势,可为完善省域宏观经济预测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资料表明全国有24个省市区将旅游业列为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和迅猛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者首先根据规模指数将全国大陆31个省域划分了不同类型,然后对各省域的旅游资源规模、旅游投入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位次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了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三大因素,其中旅游资源因素作用更大.但是它们的相关系数还不够换高,反映出对旅游产业、旅游资源、旅游投资规模量化时选取的指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指出旅游发展动因研究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贸易新特征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面临新问题,需要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各国的国内监管,实现更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目前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因各自的局限性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需平衡高标准与包容性,将大国优势充分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发展。文章从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数字贸易新特征,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关键问题具体化为“贸易便利化”“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包容发展”五大核心议题,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探讨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策略。     

数字贸易规制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正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就数字贸易规则的探索正在快速推进,但达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仍存在制约因素。美国、欧盟以及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形成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典型数据立法,也反映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则构建中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侧重领域、规则构建路径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未来,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保障数据安全作为前提,及时提升数字贸易配套,倡导试点区域贸易协定,坚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力争深化达成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共识,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制形成诸边或多边框架。     

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及空间分异机理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再测算,围绕其时空格局特点与空间分异机理展开探讨,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东高西低”特征且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12个地区处于最佳前沿面,余下18个地区则存在较大提高空间。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即存在增强且趋于稳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包含的省份数量之和已占到省级行政区总数的73.33%,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亦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聚类现象。城镇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关系。具体到不同区域,东部地区的主导因子为财政支农力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受农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的影响更大。     

“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

肇源于19世纪美国的"门罗主义",在近代的跨国传播之中基本上被用于"超国家"的区域空间乃至全球空间,然而在近代中国却被广泛转用于"次国家"的省域,生长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独特性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日本"亚洲主义"盛行的舆论环境下,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是××人的××",后者成为"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得以被运用到超国家、国家和省域各个层面的"中介环节",进而催生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门罗主义"又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与外省势力的话语工具,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门罗主义"日益沦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与军阀割据、封闭自守等负面含义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需要克服的障碍。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符号跨越大洋,经过不断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宪制变革进程。     

全球高标准RTAs数字贸易规则演进与中国因应

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形态,数字贸易对世界贸易发展模式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数字贸易规则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焦点。目前全球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延续电子传输关税暂免的决定、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商业信息、不得将计算设施位置作为数字贸易限制条件、遵循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原则、强调个人信息保护和线上消费者保护、推行电子认证电子签名与无纸化贸易、严格保护源代码与算法密钥等知识产权等方面。通过对中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及中国向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提交的电子提案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水平与全球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仍存在一定距离。不仅如此,当前中国构建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还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包括数字贸易多边谈判进程缓慢、数字贸易规则国际博弈加剧、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完善等。我国应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兼顾公平对等开放诉求加大数字贸易自主开放,不断提高国内数字贸易法治化、规则化治理能力,在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关系基础上构建利于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灵活规则。     

中国省域知识产出份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应用1987-2006年中国各省市区面板数据,在知识溢出具有相邻效应的假定下,对省域知识产出份额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动态时空模型,建立了多区城经济体的结构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省域知识产出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从而将省域知识产出的动态效应分解为相邻效应和宏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宏观知识产出增长效应还是省域相邻效应,都对我国省城知识产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数字贸易的规范考察及中国方案

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的时代,数字贸易规则正在加速形成过程中。基于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条款的构成,有必要分析数字贸易条款的性质与影响。近期达成的主要经贸协定中的数字贸易条款就约束性质及推广方式而言,超越了传统贸易协定的规制范围,提出了数据跨境流动的更高水平的保护促进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发达数字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流动与规则体制安排中的优势地位。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形成也体现出国家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理论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相互博弈。我国正处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需在总结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缔约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建议与约束条款并存的缔约模式、更加主动构建数字贸易多边合作平台、促进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试点、加快国内数据分类与跨境流动压力测试,从而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形成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引导力。     

数字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贸易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从而为理顺数字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提供可靠依据。本文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复杂中介效应模型方法,设定可测变量,分析了数字贸易在不同因素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间的中介效应,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不但信息化水平,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占比能显著促进我国数字贸易,而且以上变量会通过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数字贸易通过我国R&D强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我国R&D强度。因此,我国应大力提高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数字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RCEP机遇下福建自贸区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推进模式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以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数字贸易发展更加开放包容和鼓励支持。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务院第二批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依托本省外贸特点与产业特征所体现出的生产要素基础,同时借助RCEP签署生效所带来的数字化、数据流动自由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区域枢纽性质的发展新机遇,可迎来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福建省应珍惜百年一遇的国内外大势,着力探索数字贸易新模式、引导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实现数字贸易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