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

<正> 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共产主义思想,才使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革命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4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更是理所当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规律、条件及建设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相结合的中国式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前提性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方向性规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是目标性规律。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条件来看,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是时空载体,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与行动引领是方向动力,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是思想源泉。为更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全面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持反思总结与革命创新的精神动力,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的“培、引、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红色经典”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及其艺术价值

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形象,建构共产主义人生伦理,不仅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共和国初期的“红色经典”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创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这些共产主义新人形象都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崇高形象。“红色经典”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是文学史上崭新的人物形象,呈现了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高度,为当时的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标尺和人生榜样,并且把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凝聚起来,传承下去。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正>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仅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光辉代表,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诚朋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们在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时,除了吸收民主主义思想外,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既非完全赞成,也不是统统否定,而是欢迎与批评兼而有之。孙中山就是持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特点与本质。     

多层次科学理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但对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理解,如若停留在非科学的浅层次,反观现实,则容易出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自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信等负面情绪。因此,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共产主义和共同富裕”三对关系的诠释,多层次剖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助于科学理解其深层次内涵,更加明确：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追求。这对于更加自信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

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期间,魏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先后创建上海“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社会主义建成是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

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問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为我們提供了一把解决这个問題的鑰匙。决曦中說:“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貭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貭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現在的問題,是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这把鑰匙解决有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問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决議”的精神实貭。目前存在着有关对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种种看法,有人認为社会主义的建成,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结束,开始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种看法值得商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存在的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它传入到传播,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维新运动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二、一九一九年前后,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在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为主的介绍下,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并开始运用     

论共产主义和当前运动的辩证思想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属于一个阶段,但是又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存在着区别。长期以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和当前革命及其政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前进和后退、成功和失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加强对“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论研究

<正> “沂蒙精神”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集中体现了我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革命情怀和精神风貌,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它同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延安精神、老山精神、北京亚运精神一样,同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学习和弘扬“沂蒙精神”,对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振奋人心,克服困难,保证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加强两个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学习和弘扬“沂蒙精神”,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加强关于“沂蒙精神”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论研究。当前来看,对“沂蒙精神”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这仅仅是开始,     

来稿摘登

从信仰的意义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荆学民(山西师大)、李旭炎(南开大学)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性品格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理论使共产主义信仰以其为“桥梁”或“中介”,真正地切入了当代中国的实践过程之中,从而使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地、真正地转化成一种运动。不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割裂开来,把它自身理解成一种孤立的或完整的“信仰”,而应把它置放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整体信仰的内在结构之中。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内蕴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意义叙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战略思想,并且做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述,把“三个为什么”拓展为“四个为什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能”。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取得引领社会革命伟大成就,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由外到内的落地生根和由内到外的开花结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鉴。“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品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武之人”,中国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武之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创造了历史伟绩。     

我对五四时期三次论战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一书读后感

五四时期,我国发生了第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运动。在这次思想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伪“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进行了斗争。通过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开拓了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蔡韦编著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就是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这些论战的著作。蔡韦同志在该书中,对中国革命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是否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要不要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等三次论战的主要问题,以相当丰富的史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叙述亦较为清晰。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问题论述的理解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条件下适应这种新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这时《宣言》产生的社会、阶级和历史条件已经具备。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民族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来指导。一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等充斥于世,亟需要有一种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斗争和民族运动,以代替冒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期间写成了《宣言》,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阶段和第一阶段(低级阶段),他没有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有时还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成是同义语。如在该书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实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     

方志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一代民族英雄方志敏,是“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是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以身殉志”的民族英雄,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杰出楷模,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共产主义思想理念融汇一体的优秀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谈“知难行易”说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从这个学说提出的时代背景、目的、内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谈谈这一学说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知难行易”学说的现实意义是双重的:其一,指的是它对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革命的意义;其二,是指它之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回答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开展社会革命实践的时代之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社会革命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开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制定社会革命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时期开启社会革命实践路径的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擘画社会革命新征程的历史逻辑。这场百年社会革命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坚持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双向互动,并在社会整体视域中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社会革命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遵循三种逻辑的统一中,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