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治理"的概念由来已久,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多学科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地区和民族事务部门以此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展开实践,相关研究呈现整体铺开和热点专题深入探讨的态势。     

文化视域中的民族地区有效治理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格局以及面貌发生了巨变,治理也是逐渐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国内外在治理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各种方式数不胜数,这些宝贵的经验也可以使我们有所借鉴,对治理这个过程的研究以及结果给出了认可和肯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治理一定是要以木及林的,不能只是注重大的方面而忽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以现在的状况来看,虽然治理这个概念已经纳入到了民族社会的治理中了,但是还是处于探索的阶段,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要想达到对民族社会治理的最优化,就一定要从根本入手,要从文化资源的探索以及运用的角度出发,以民族文化为入手点,深入地探讨和进行民族治理工作,促进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使民族地区的治理工作充满鲜活力和全面性.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

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治理时代",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和政策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无疑应该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是一种重新改变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过程。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要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使民族地区的城镇继续保有民族特色。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探析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诞生至今两大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出了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并开展实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面临着国内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国际不法分子的威胁和破坏,应当从强化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民族地区治理和发展政策的灵活性和可调适性等方面继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和途径。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蒙古地区近当代“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及其社会认同

蒙古民族[m■ηg■lündüsüten]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ündüsü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蒙古地区近当代蒙古文文献与汉文文献记载,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在近当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叙述形式及其社会认同的多线性、模糊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干部培养实践与民族地区政治制度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培养了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少数民族干部治理阶层。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顺利实现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制度化和法制化;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和支撑力量。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国家方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民族干部的培养实践与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国家与民族地区的整合。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基于碑刻与文书文献的清代“北侗九寨”乡村社会治理摭论

“北侗九寨”是贵州省锦屏县西北部由九个侗族传统村落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而形成的典型的侗族山地文化区。历史上该地长期为自组织的传统社会,即通过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款”“联款”组织以及寨老、款(团)首等乡绅的作用实现乡民社会的治理。清代,面对动荡的时局和诸多影响地方秩序的社会问题,基于力量对比、秩序维系和图存发展等方面的考量,“北侗九寨”地方“精英”引入国家力量,在特定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相向互动及资源的有效整合,从治理秩序乱象以宁村社环境、修路建桥以利内外交通、兴起团练联防以御外患护家园、开展婚俗改革以纯社会风气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对九寨一带的乡村治理及其秩序重构进行梳理。以碑刻与文书文献呈现出的清代西南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为个案分析,撷取可借鉴的经验,以期为当下实现民族乡村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