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的"对境": 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不同于形象直观的审美鉴赏的"及物"性,作为活动动力并广涉整个生活领域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所以,梁启超把趣味的对象称作"活动的对境",而不是"形象".趣味主义只承认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梁启超据此列出劳作、学问、教育、艺术和自然等作为趣味的主要对象性载体.从梁氏对趣味对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趣味对象呈现出普泛化、生活化、活动性特点;他突出了"对境"有趣化的主体根据;他理解的趣味是功利与超功利相统一的、超越而又入世的调适人生状态.     

对"卮"的歧解与对"卮言"的误读

一千多年以来,对<庄子>"卮言"的解释有三个系统,对"卮言"的不同解释来源于对"卮"的不同认识.其实,<庄子>之"卮"即漆酒卮,"卮言"即"中虚之言",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得道之言.     

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质疑

"回到马克思"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把作者不愿意出版的著作当作他的主要的真实的思想;二是把作者已经删除的话作为作者思想的论据;三是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当作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不顾马克思读者对象和境遇的变化,人为地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本质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后现代的文本境遇的方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从对"真"的追寻到对"意义"的追问——对"是"在西方哲学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以海德格尔为界,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海德格尔以前,哲学主要追求“真”;在海德格尔之后,哲学主要追寻“意义”。在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哲人们是在对“是”的追问中,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     

对"赔钱减刑"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将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作为量刑的参考,这一做法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本文针对现实中对该做法容易产生的误区,就赔偿经济损失是一种酌定从宽的量刑情节进行阐释,提出审判机关要慎重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注意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对独立学院"独立性"的反思

近年来，独立学院发展迅速，成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然而由于本身的依附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问题，并非真正“独立”。本文对其“独立性”展开了一些分析。     

对"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和谐社会”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的要素合理与功能协调的表述 ,它有四个条件。当前 ,我国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 ,累积了大量的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能够建立起一种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机制。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说"正对"

正对是骈俪文的一种对仗方式,这种对仗方式造成了上下句之间的语意重复及“合掌”现象,刘勰从根本上不赞成正对。正对又是对联主要的对仗方式之一,但是对联不允许合掌。对联的正对能够上下联并举而不合掌,互补互异才是正对最为本质的特征。     

对"和谐"的再认识

当代社会实践与学术发展要求我们对和谐进行重新认识。和谐是系统内不同要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整合过程,这一界定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异质论”,和谐以差别为存在基础;第二是“整合论”,不同要素之间需形成各种关联;第三是“冲突论”,积极矛盾是有序结构的发展资源;第四是“动态论”,和谐是不断接近完美而不能达到绝对完美的过程;第五是“程度论”,和谐状态有不同的特征尺度与梯变序级。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冲破对"自由市场"的迷思

本文通过对市场与市场规则形成的分析 ,论证市场经济作为垄断者意志和行为选择的结果 ,本质上是一种垄断文明 ,而不是一种自然文化。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在国家干预和保护下使其人为有效地运作 ,国家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市场的对立面 ,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对"互动性"课堂的思考

语文课堂教学应改变过去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此相应,语文课堂也应进行改革。在新课程的标准下,应更注重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责任互动课型、"三互"课型、情景互动情型是笔者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     

论徽商对"三农"的贡献

明清徽商对"三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徽商对农民的影响,首先是给家乡农民带来了新观念,改变了对经商的看法;其次,带动更多的农民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第三,徽商重教兴学,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徽商对农村的贡献,一是转移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减轻了农村的土地压力;二是改变了徽州农村的落后面貌,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加强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村的生存环境;三是加速了一些地区乡村城镇化进程;四是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文化品位,有助于文明乡风的形成.五是徽商的扶贫济困,不仅维护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徽商对农业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发展;徽商的经营活动还刺激了农村副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对明清徽商的历史作用,确实要重新评估.     

"趣味"的特点——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趣味一词虽流行于梁启超生活于其中的上世纪20年代,梁氏却赋予它独特的意义.最具梁氏风格的趣味之特点,首先表现在,这趣味是与责任结缡、与义务感相统一的趣味,其次,这趣味是动之趣,是作为创造动力的趣味,是积极参与现实事务的即事的趣味、勤动奋进的趣味.由此,不问世事而自放于个人小天地的适情闲逸式趣味被独特地关涉到现实事功和社会责任.即便在今天看来,梁氏关于趣味的见解依然不乏真正具有哲学意义和个人独特体悟的原创性睿见以及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网络资本主义"的伦理分析

"资本"和"伦理"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资本属于经济范畴,伦理可以说是属于文化范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把经济和文化区分开来,出现了这种范畴区分以后,现代资本主义才有比较大的发展,一般的现代化理论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对"法学中国化"的理解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