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牧区稳定与发展中的权威分析——以基层政府权威和宗教权威为例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分类法出发,结合对康定县塔公乡的实地调查,以求助模式为具体指标,比较了藏族牧区主要的传统权威"藏传佛教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基层政府权威"的现状;指出政府权威在维护社区秩序和稳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权威作为传统权威主要体现于生活方面,在秩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加强基层政府权威和继续发挥宗教权威的传统功能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途径.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主要指侗款制度所树立起来的权威,它是在没有建立国家政权或是国家政权无法完全渗入的时期,对侗族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但是,随国家政治权威的不断深入,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也日益增强。因此,在侗族乡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双重权威"并行的新情况。两者的互动,有效维护了侗族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侗族乡村社会的发展。     

仪式性竞争与第四种权威——政治人类学视角的民间权威与公共性支配的社会逻辑

在韦伯所归纳的三种权威支配,即法理、传统与卡里斯玛之外,有必要特别提及富有仪式性竞争意味的权威支配类型,它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在对"大人物"以及"夸富宴"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发现的。这种韦伯权威类型概念之外的第四种权威类型,或者说这种基于竞争的民间权威类型,将会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一种社会公共性秩序可能得以构建的一个新的出发点。这种权威基于一种否定的逻辑,并使社会不仅有序,而且可以持续存在。     

知识·价值·权威——从知识群体权威的视角解析"后传统时代"的乡村整合

传统上,乡村知识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群体较少有人关注。事实上,这一群体一直在乡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与历史上的乡村"士绅"有着渊源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它对整合乡村、传承文明和推动乡村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很可能是当前各种传统整合力量均已衰弱背景下探索新整合机制的一个突破口。     

公民宪法意识对于树立我国宪法权威影响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在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关系问题上处于最高地位。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的政治构想中,宪法的作用如何得以发挥是极其关键的。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是树立我国宪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公民对于宪法的认识分为不同的层面,对于宪法文本的认知和对于宪法体系的认可深刻影响着我国宪法实施的状态。     

纠纷解决中的非正式权威——当代侗族社会的寨老考察

寨老作为当代侗族社会的非正式权威,在村寨管理和纠纷解决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传统社会的款首比起来,寨老的作用还是弱化了很多。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权威与民族政治秩序——本栏导读

正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家的亦或中央政府的权威无疑是政治格局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决定着民族政治运行的规则、轨迹与节律。中央权威的弱化或塌陷引发的将是整个政治系统的失序或肢解。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权威与合法性的获得,既仰仗于国家控制力的绝对优势,又借助于为国内各族类群体提供资源、机会与安全的能力。对于被西方社会定义为"失败国家"的一些政治单元而言,国内的族裔成分复杂,族类共同体     

彝汉纠纷中的身份、认知与权威——以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为例

宁蒗县彝汉纠纷的解决,有着从个人到家族到民族到国家的多层转化,包括"合意"和"国家强力"两个方向.民族、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着纠纷的发生与解决,每一个纠纷都是不同观念和要求的表达,所以,纠纷在本质上也是观念的纷争.     

权威与依附:一个晋商村落的现代化进程

选取了介休大靳村这样一个晋商村落,将其置于其所处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展示出20世纪以来村落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阐述了晋商时代形成的依附关系对于村落转型的影响。认为明清时期,晋商在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商业的奇迹。在晋商村落中,富商巨贾与佣人之间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依附关系。     

清初甘丹颇章政权权威象征体系的建构

清初蒙藏联合治藏格局中,蒙藏双方上层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暗流,而顾实汗及其继承者坐镇布达拉宫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暗流的涌动势头.在此背景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政权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确立、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教地位和统治权力.文章从权威象征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中的几个重要措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宗教权威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多不具有沟通政府、拓展市场、寻求资源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本文还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各类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活动做了描述,认为宗教权威的活动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对普遍信教的村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权威的公共服务活动有助于创造村庄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强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对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一种“文化支持”,有利于村民福利的改善。     

个性与创新──白酒权威沈怡方纵谈“新世纪”酒鬼酒

第一次接触到酒鬼酒，是在1989年。当时我精神为之一振，这个酒实在太独特了。独特的工艺，独特的香型，独特的口感、品质和风味！而这种酒体的“内在独特”又恰与其极富个性和艺术色彩的外在包装设计巧妙结合，相得益彰，于是便孕育营造出一种十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作为中国文化酒的重要代表，酒鬼酒的品牌内涵与形象塑求极俱魅力。我认为“洒鬼”的跃然而出给整个中国白酒行业带来了重要启示：白酒精品，不仅要有过硬的内在品质，而且要有独树一帜的外在文化形象。湘泉人的创业精神和业绩令人钦佩。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他们又在原有…     

“微言”与“大义”：微信使用对乡村精英权威构建的影响——对大理白族村落的田野考察

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也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中经历着转化。文章以云南一个白族传统村落为研究个案,考察当地乡村精英群体的微信生活。研究发现,精英身份和意识赋予他们技术使用的独特性,微信对精英群体的权威建构发挥了新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乡村精英通过对微信技术的积极运用,在巩固象征性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权威构建方式。文章试图从新媒体技术的角度去探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村落社会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班达拉姆之权威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对自身生存世界的目的及意义的关切,对宇宙对生命的神秘敬畏和向往,藏汉两族的祖先都曾用神圣的智慧描述过世界的起源——化生、卵生抑或是女神性力所生等等。犹如青藏高原的山系纵横交错,伴随着诸多的追问与思考,藏汉两族先民的生活文化信仰,至今仍有着不蜚的魅力。 在西藏的神殿上,班达拉姆是位来历复杂变幻莫测的女神。据说,她有 100个情人,名字也有100个,每个名字都有一个像,威猛像或和平像,两像合起来叫做班达拉姆,或叫骡子天王、吉祥天母等等。她骑着一匹健骡,快如闪电,能飞速绕行于天、地、地下三界,超越…     

国有企业民主监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改制后国有企业的民主监督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建设,增强监督权威,打破企业原有的机构体系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法人治理结构.     

宗教团体合法性重建——以南京马家街道场为例

通过建立净空派道场,南京净空派信众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获得体制承认还需努力。净空派自立道场的行动表明大陆寺院的合法性也遭到信众的质疑,在社会转型压力和台湾宗教团体的示范下,大陆寺院也积极进行权威和组织转型,重新建构其合法性。     

牧区乡村的基层政权与民间制度的互动——以安多藏族牧村之实地研究为例

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区的两个牧区乡为个案调查点,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对安多藏族牧区基层政权结构和基层组织的变迁及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在牧区乡村的政治实践中,以国家正式组织系统为代表的制度权威与民间社会组织系统为代表的民间权威已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从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窥村落内部秩序生成——以西北某回族村落为例

扶贫工作一直是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力度。本文通过西北某回族聚居村落的调查,通过乡村对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来试图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日新月异的今天,乡村这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之中,内部秩序的生成和得以延续的条件,以及乡村权威、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利益分配交织下的乡村秩序图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政治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泛政治化。政治影响、制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政治化,文化政治化,政治意识是民族精神的主体。政治迷信经久不衰,君主崇拜源远流长,政治万能深入人心。反政治权威的文化难成气候,无所作为,日趋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