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清代道咸间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试论何绍基在宋诗运动中的理论贡献

何绍基是清代道成间宋诗运动领袖之一,他以坚实创作和深刘圃通理论推动了宋诗运动兴起和发展。他作为宋诗运动前期理论家。其理论吸收清代前中期几大诗歌流派长处,避免其不足。其诗论表现在：人与文一。标举不俗,明理养气,学人诗人有机结合。     

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

老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既激昂悲壮,亦复沉郁忧伤,具有鲜明的宋诗风调,深受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诗的影响.而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则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或雄浑高亢或清新自然,讲究风神情韵,染有唐诗唐韵遗风.由尊宋到师唐,从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旧体诗)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论废名小说情感表现的诗性内涵

诗的言说和思的言说是废名小说的抒情策略。诗的言说是将复杂的情感外射到物象,使之客观化为诗的意象,在小说中显明呈现;而思的言说则是将情感从物中抽回并幽闭于人物内心深处,在人物的沉思中隐约呈现。这两种策略突破了传统的抒情方式,使抒情由传达而转为体悟,召唤读者从人物的情感世界进入他们的精神存在,去感悟那无边的寂静的诗意。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治学诗:诗人诠释治学之道的心灵吟唱

治学诗是理论的诗，作者实际上是带着意象去构思的，是对治学中深刻关系的把握。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把各种治学之道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治学诗是诗人为自身对治学的反省、体验、品味和感悟寻找到的最为合适的文学载体。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生命之诗——关于现代诗学问题的思考

当代中国诗坛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寻找汉语诗歌的本质性内容,提出＂生命之诗＂的诗学范畴,即由汉字建构的抒情性和音乐性,一种凝注生命情绪与生命韵律的诗歌,有利于现代汉诗向具有民族魅力和世界潜力的方向发展。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