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陈亮论战的文化意义

陈亮与朱熹于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在明招堂见面后开始他们的学术论战。以后,两人通过书信往返进行学术争辩,使这场轰动学界的学术论战得以深入开展。从现存陈亮致朱熹的八次书信和朱熹致陈亮的十五次书信中,可以看到这场论战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十分明显,他们之间论战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持有不同的价值态度,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所说：“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正由于朱熹、陈亮对道德与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的态度严重分歧,故而才引起王霸义利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论战。一、“王道”与“霸…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事功学派的道器之辨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在宋代学术语境中,与道相对应的概念有器、气、理、心等,理学家大都将道与理、器与气视为一回事,不能离道言器。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也主张道器相即不离,不过他们并不赞成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极之“孤”立:宋明人文精神之强化与异化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发展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以及“天理人欲之辨”的探讨中,通过自觉而系统的道德本体论的建构与对“立人极”的不遗余力的强调,把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因素与反人文因素的矛盾推向极端,人文精神在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化中日益走向异化。     

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

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一度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付诸实践,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代的功利思想没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荆公新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继而举起了功利思想的大旗,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者倡言功利,公开批评空谈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尤其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将宋代功利思潮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之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

“道南一脉”是宋明理学由北宋到南宋的重要传承学系,亦是二程“洛学”至朱熹“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学脉,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本文拟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生平、活动及理论,探究二人的理学思想和“道南一脉”的“内圣”之学的学术特色。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文化意义与文学表现

清代前期的思想家颜元从批评理学入手,探求儒家经典之原旨,以习行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颜元强调外在的事功,将经世致用视为成为圣贤的条件,将＂六艺＂视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六艺之中,颜元又特别强调射和御,主张＂文武相济＂。颜元对儒家原始经义的探究在清代影响甚大。颜元所推崇的文武双全的豪杰,在通俗小说中有形象的表现,文人豪杰之事功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礼乐兵农＂被视为挽救世运、世风的最后手段。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论李荣重玄学说与程朱理学的关联

初唐重玄学大师李荣是为宋代理学开辟道路的“早期思想家”之一。他视“道”为“理”,将“理”上升为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最高哲学范畴;从内在固有属性的角度,他通过二分方式解释“性”的善恶之端,认为“本性”来自于“道”,有着“复性”说及在道、气生成过程中论“性”的致思路向。这都表明李荣思想中已蕴含着程朱理学一些根本性论说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