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言意关系

魏晋时期，“言意关系”受到极大重视，发展为“言意之辩”。随着三玄之学的兴起，庄子的“言不尽意”说甚为流行。《庄子·秋水》篇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一天道》中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者，意也。”庄子认为语言文字只不过是人们领会“意”的一种工具罢了。因此《庄子·外物》篇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 ,只有民族的语言 ,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 ,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 ,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 ,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 ,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 ,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 ,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 ,都是融突而和合的 ,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离骚》“遵道得路”解

《离骚》“遵道得路”解《离骚》曰：“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逸《章句》解曰：“遵，循也。路，正也。尧舜所以有光大圣明之称者，以循用天地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洪兴祖《补注》与王逸《章句》所见不同，而曰：“上言三后，下言尧舜，谓三后...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实践到实用

“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三百多年前，中国一位哲人的这番话问道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道理：人们从事实践，为的是实用。同样合乎情理的是：耕种者不仅谋收获，而且谋求以有限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获，捕鱼者不仅计得鱼，且计以有限的投入捕得最多的鱼。耕种、荷网的实践过程、也是谋、计的认识过程。耕种者获得了粮食，也获得了耕种的真知；待钩者不仅得到了鱼，而且也获得了渔的真知。粮食和鱼满足了生活的需要。真知则为再次耕种和捕鱼作了知识上的准备。粮、鱼和真知都是实用的。一、实践的二重尺度要…     

稼轩词结构论

稼轩词结构论刘加夫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曾这样评价辛弃疾的为人写词态度：“公一世之豪,以气节目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也即是说,稼轩作词,以抒写怀抱为指归。而视词本体为筌蹄,得意而已,并不惨淡经营的。叶嘉莹...     

浅议中国传统观及西方语言哲学的融通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一旦所表达的含意得到正确的表述理解、领悟 ,就可以不再依赖于语言外壳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言意观 :得“意”而忘“言”。本文简略回顾这一传统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并分析其成因 ,试图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变这一角度来阐释中西言意观的融通潜势。     

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能够进行得有序并且精彩而能吸引众多人前去观看？原因就在于有许多控制比赛的因素：比赛规则的存在，它告诉了比赛如何进行及如何处理比赛中出现的问题；球员的自律，     

英语重音、语调的辨义作用与翻译

英语重音、语调的辨义作用与翻译周玉忠（宁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２１）章太炎说：“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沈祥源，１９９０：１）这说明了天下语言的共性。人们传情达意，说出各种不同的话语，都得要靠语音。而重音...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中和统战文化研究》序

朱熹将《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注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与仁义道德连在一起。儒家鼓吹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处理事情中正、公平、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礼记·中庸》又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佛教《中道》亦言：“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即指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庄子语言观对当代教学改革的启发

庄子通过对＂道＂与＂言＂、＂言＂与＂意＂之间关系的阐释,提出了＂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等语言观。庄子的语言观对当代教学改革有如下启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启发当代师者应具备真才实学;＂道不可言＂、＂言不尽意＂启发师者应教授学生探索新知的能力;＂大辩不言＂、＂行不言之教＂启发师者打破单一语言教学模式,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得意而忘言＂启发师者教学的目的不应是书本,而是学以致用。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论”文

论文,即论断事理的文章。论文这种文体在我国,可说是源远流长,品类繁多。除论而外,还有说、辨、解、原、议、释等。吴纳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都是将论视为论说文中之一体。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意思是说所谓“论”,就是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一种道理。在论到这类文章的体制和写作特点时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对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园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这就是说刘勰认为,论有五个要点:一是辨明     

浅析宋代花鸟画的审美特征

我国的花鸟画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战国、汉代的帛画上,我们已可看到各种花、鸟、虫、鱼的生动形象,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花鸟画是在中晚唐才正式确立的。唐代著名的花鸟画家有边鸾、刁光胤、膝昌佑等,这时的花鸟画尚未成熟。五代时,画坛涌现了两个杰出的花鸟画家,一个是西蜀的黄筌,一个是南唐的徐熙。黄筌善画珍禽异兽,奇花怪石,用笔精细,色彩艳丽,有富贵气;徐熙善画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落墨为格,杂彩副之”,有野逸气。宋代的花鸟画,在黄筌、徐熙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成熟。宋代出现了易元吉、崔白、文同、苏轼、赵佶、梁楷、牧溪、杨补     

抒情诗的寻言

诗是无言的静默,是只可意会的体验。在这一点上,诗与禅是相通的。但诗人不能象禅家那样在“悟”上著足,他在“忘言”之后还得寻言。西谚说:“语言是银,沉默是金”。如果不能将“银”提炼为“金”,就不能称为诗人了。钱钟书《谈艺录》讲得甚为透辟:“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英国诗人奥登说:“诗的最终规则之本质,乃是被唤起的情境与言语系统之间进行有辩证意味的斗争的结果。”     

《逍遥游》旨意絜解

<正> 《庄子》一书之难读,世所公认。难读的原因,一是庄子有意识地把哲学思想形象化,即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因而使读者一接触其文字,尤如繁花满眼,往往“得象而忘言”,难以“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略例》),终于不见路径,无法登堂入室,洞见其思想之深奥。二是庄子思想体系本身     

庄子“言意道”观浅论

庄子从不同层面阐述了语言表达观念,在形而下领域包括物之粗和物之精两个层面。小言得粗,大言得精,不言悟道,乃是庄子语言表达的基本观念。至于论者以"言尽意"、"言不尽意"来概括它,便混淆了语言表达的不同层面,并不符合庄子思想的实际。"言尽意"、"言不尽意"是魏晋玄学辩论的话题,庄子涉及到言意关系,却没说过"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以此来阐释庄子,反而遮蔽了庄子的真意。在形而上领域,没有语言的位置,不言方可悟道。庄子以忘言得意,进入精神自由,开启心灵悟道之路。庄子的"言意道"观,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杜耀富近代以来，在如何治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壁垒分明的理论：人治和法治。“人治”，是指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以人治国的主张其实是专制，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外施恩，等等，法屈从于君主的意志，沦为统治者的奴婢。与...     

陶谢诗歌差异论

陶渊明与谢灵运虽并称，其诗风却有着显著的差异，陶谢诗歌的差异体现在：陶诗重会意，在“言”与“意”的关系上，陶重得意而忘言；谢诗则崇尚巧似，注重事实，却忽略了从具体的湖光山色中去领悟、发掘自己深造自得的“真意”。其次，陶著文是为了“自娱”，谢作诗则求“名动京师”，著文自娱既使陶诗充满抒情性，也保证了他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作诗以求名动京师，则使得谢不得不去迎合时俗的审美趣味。其三，在作诗的艺术技巧上，陶诗着眼于整体，谢诗则注重在一字一句上下工夫。因此，两者相比，谢诗仍似“错采镂金”，陶诗才真如“芙蓉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