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水性”特质

“水性”是“汪味小说”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重心所在。内在的“泱泱水气”与外在的散文化形态有机融合,形成汪曾祺“像水”的散文化小说。“柔软”、“平和”、“静静”的故乡江南之水的形态不仅是其小说追求的艺术形态与审美特质,更凸显出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人文关怀与文学变革意义。“水性”显示出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中之所以为汪曾祺的独特存在。     

试论汪曾淇小说对当代小说的文体意义

汪曾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造诣颇高。他的小说影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并不为潮流所动,因而他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主要小说集有《邂逅集》《晚饭花集》《莱萸集》《初访福建》等。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色,从而具体论证其小说作品在文体方面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具体意义,以使读者对汪曾祺其人以及他的艺术成就有所了解;同时,也充分了解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

汪曾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轰动文坛的《受戒》,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色,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四方面进行了文体的创造实践,创作出了许许多多带有民间世俗美的像诗像散文的优美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

在80年代初小说观念的更新中,王蒙和汪曾祺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的小说在内容上仍属“反思文学”,只是打破了以往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框架的模式,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而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形式上的散文化,而且内容上的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相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较大的距离。王蒙的小说经过了好一番争论才被接受,而汪曾祺的小说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美在自然美在和谐——试析汪曾祺小说中的道家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自然状态下世界的美和人性的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这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在精神领域更高层面的追求,也是人们向往能生活得更美好的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和越来越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今天,研究汪曾祺小说中道家文化呈现出来的这种美就变得很有意义。本文欲从“生活空间”“人性人生”“精神境界”三个方面对汪曾祺小说中所表现的道家文化进行分析,进而认识其始终生机盎然、经久不衰的奥秘。     

俗世的温情--论汪曾祺小说的平民叙事立场

在知识分子转向“民间”的过程中,汪曾祺表现出了比他人更为决绝的姿态。平民立场的确立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小说理念、人物塑形及理想归宿。本文试图从这一评论视角出发,解读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论汪曾祺儿童视角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不同时代少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也隐喻了作家本身在不同时代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儿童小说也是他自己“成长焦虑”的折射。     

淡化: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自觉与创造

在新时期的小说家中,汪曾祺并不是高产作家,然而却以为数不多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文体意识的自觉,创造了一种只属于他自己风格的文体.“汪曾祺的小说很有风格”,而汪曾祺小说的风格,就在于他的作品充分地运用了淡化的艺术.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浅论汪曾祺小说

作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上的姿态和地位是特殊而重要的。本文试图从汪曾祺小说的世俗精神出发,探讨其作品在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文学中独树一帜的精神特质。     

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是建立在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的基础上,认为文学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可以忠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更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以文本代替作品,把文学当做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割断文本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文学典型学说受到冲击和挑战.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关于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由《力报》副刊看抗战时期的湖南现代文学

《力报》副刊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阵地。通过对《力报》副刊的考察，这一时期湖南文学发展的特征逐渐显现：一是借助外力作用，实现对本地文学发展的丰富、扩容；二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占据主流；三是大量知名作家加盟副刊的撰稿队伍，成为提升湖南现代文学质量的最主要力量。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

中国大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与当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思潮在主导的创作思想中都具有注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学“民族性”和“观照民间”等近似的理论视角。并且,二者各自的代表作中人性主题、国民性主题和现代性主题均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国民性探索等两岸新文学共有的精神流脉的传承,以及两岸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元素的多种耐人寻味的面向。     

论马克思的“自然”优先地位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明确提出：“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对此处“自然”的理解，学界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指天然自然，即人的感性活动尚未触及到的自然；另一种认为指人化自然，即被人的实践活动中介的自然。本文基于马克思文本，对此问题浅做梳理认为，马克思所指“自然”的内涵兼具两层含义：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二者互为转化的观点以及在当下谈论“自然优先地位”的现实意义。     

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研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厘清文学场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对于我们准确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文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概括来说,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思潮及古典认识论传统都对布迪厄及其理论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谈朴趾源的文学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

朴趾源作为朝鲜后期的文学大家,其文学思想历来备受研究者的重视。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为＂真＂的本质论与＂法古创新＂的活法论,这两大内容是针对当时因＂模拟剽窃＂文风而造成创作＂毫无生机＂的问题,以及力图走出＂复古＂与＂创新＂两大理论相互诋訾的困境所提出的。然而,由于不遇的人生际遇等原因,使其走上＂以文为戏＂的创作道路,并最终使其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并不相符。尽管如此,朴趾源对文学的＂真情＂与＂自主＂的提倡,对朝鲜文坛摆脱＂复古＂的诟病产生了积极影响。     

“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