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洮南方言的持续体范畴

吉林洮南方言中的持续体相对来说较丰富,可以通过“动词+持续体‘的’”来表示。持续体范畴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在动词后加持续标记“的”,一种是动词重叠表持续。有的还是持续标记与重叠手段的叠用。     

动词重叠的语义条件考察

动词能否重叠及如何重叠,其自身的语义特征是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可重叠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必须表现为一个同质的过程,是动作者主观上可控的,且词义较轻。另外,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应具有情景特征,即进行这种动作、行为的必要性是由具体情境引发的,如果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那么这类动词就没有情境意义,因此一般也不能重叠。     

现代汉语实词兼类的发展趋势

考察现代汉语发展史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就是兼类词逐渐增多。其中,由动词变为动名兼类、由名词变为名形兼类、由形容词变为形动兼类这三种量最大,且名动形相互兼类的词还将增多;而形容词变为形名兼类、名词变为名动兼类的则相对较少。 (一)由动词转为动名兼类 这种兼类是最常见的,它在发展中逐渐增多。其原因是: 1.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而这种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所凭借的材料或手段以及动作、行为的施行者等,又该如何指称呢?有时,人们没有另造新词,而是通过借代手法,直接用指称该行为动作的动词的形式指称与之有关的名称方面的意义①…     

“来”、“去”析──兼论话语的第二主体平面

将各种语法论述中早已反复涉及。似乎已成定论的趋向动词“来”、去”提出来 讨论,是基于笔者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所有观点,都没有或没有完全揭示出问题的实质。且以《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两个词的释义为例; 来;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朝着说话人所在的地方。 去: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离开说话人所在地。 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①它们表示有方向的动作;②方向是以说话人的位置为立足点。但这种传统观点所不能解释的,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在书面作品中的情节描述里,并没有说话人出现,这时“来、去”的方向立足于什么?其二,诸如“书从他手里掉下来…     

古汉语介词“于”使用的随意性

介词“于”是古汉语中常用的虚词,它的主要用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①同动词连用,引进行为的处所、时间、关连的对象,②同形容词连用,引进比较的对象;③用于被动句,引进行为的主动者。而在具体使用上,介词“于”又往往是可有可无的。马建忠曾指出:动词后面的词语如果表示处所时间,可不用介词“于”①,吕叔湘先生说:“古汉语里最常用的介词是于字很多地方这个于字可用可不用……”②。阅读古籍,我们注意到:不仅引进处所时间的介词“于”可以不用。引进行为关连对象、比较对象和行为主动者的介词“于”也可不用,分词“于”不仅是“可用可不用…     

论"V1着V2"结构的性质

大多数语法著作中 ,将“V1着V2 ”两个动词连用的结构划归连动结构。但是从分析动词V1的语义特征入手 ,可发现动态动词V1后附“着”构成的“V1着”与“V2 ”之间 ,是动作持续的共时同现性关系。静态动词V1后附“着”构成的“V1着”与“V2 ”之间 ,是动作行为的方式与动作直接组合的修饰性关系。因此 ,应当将该结构判定为偏正关系结构     

西南官话动词重叠比较研究

西南官话的动词重叠主要有V倒V倒、V起V起、V着V着、V下V下、VV神等。在具体用法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趋向性,即“X”为持续标记的动词重叠式可进入动词重叠句。而“X”为词缀的,一般不能进入动词重叠句,多充当谓语、状语。每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及句法功能有一定差别,但重叠手段作用于动词使这些动词重叠式在语法意义上表现出一个共性,即表“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     

形容词、动词AABB重叠式构成的语义条件--以"三言"、"二拍"为例

通过对“三言”、“二拍”中形容词、动词AABB重叠式构成条件的全面考察 ,可概括出形容词重叠为AABB式的一般要求 :所表性状、情态 ,轻微含混 ,A和B语义上要具有相关性 ,是常用的中性词、褒义词。动词重叠为AABB式的一般要求 :所表的动作行为具有反复性 ,A和B在一定的情境内具有相关性 ,具有不庄重色彩。     

动结式及其后置成分的语义、语法分析

动结式及其后置成分的语义、语法分析王大新０１现代汉语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组合，一般前面是一个单音节动词，后面是一个由表示结果的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充当的补语性成分，如“打死”、“救活”、“修好”、“弄坏”等。这种特殊的组合，我们称之为“动结式（组合）...     

英语和汉语时与体范畴的对比研究

从语言形态学角度论证英语是分析、综合性参半的语言,汉语是分析型为主的语言.英语动词时态是以动词形式变化来表示句子中谈到的动作、状态的时间关系和说话的时间.汉语动词时态是通过单独或组合词汇来表示句子中动作的发生和状态持续的时间.从两种语言的时态研究入手,分析和比较各自的特点,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描写英汉两种语言的语法现象和范畴.     

两晋南北朝列女事迹考

列女的本义是指众妇女。＂列女＂与＂烈女＂这两个词,在古代本来是通用的,都是指重义轻生而有节操的妇女。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对妇女的束缚逐渐加深,就把不愿改嫁或被侵辱而殉身的女子称为＂烈女＂。这一＂烈女＂的含义,已与＂列女＂的本义大相径庭。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妇女地位正处于变化之中,＂列女＂一词的含义已开始带有双重性质。但是,从使用的频率看,＂列女＂大大高于＂烈女＂,说明这一时期妇女受节烈的束缚还是比较少的。梳理两晋南北朝史籍中记载的妇女事迹,揭示当时士族妇女、庶族妇女与贫民妇女等民间妇女各阶层的基本生活面貌。     

论意象与超象

文学的意象是作家传达审美经验的工具,作家要通过具体的意象而达到一般和普遍,通过有限而达到无限,通过物质而达到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又是超象的。如果说意象的具体是个别的具体,那么,超象的具体就是由个别上升为一般的具体。如果说意象的可感还主要是形貌的可感,那么,超象的可感就是形貌以上的精神内容的可感。我们可以把＂超象＂当做一种＂象＂,一种更高的象,表面看来它是无形的,但它是具体存在的,所谓＂大象无形＂。

Abstract：

Literary image is the way of putt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writers and through specific image can writers reach the aim of generalization and universality,through finite reach infinite,and through material reach spirit.In this sense,literature transcends image.If the concreteness of image is a particular concreteness,and then the concreteness of transcending image is promoted to the level of a general concreteness.If the sensibility of image is one of appearance,and then the sen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image is one of spirituality above the level of appearance.We can treat ＂transcending image＂ as an ＂image＂,a higher one,which is intangible but still exits,the so called ＂intangible great image＂.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革命”符号里的白灵和黑娃——《白鹿原》人物论之一

20世纪上半叶，“革命”是这个时期的关键词。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二重奏。《白鹿原》的“革命叙述”不同于“左翼叙述”与“延安叙述”，黑娃代表了“白狼”，白灵象征了“白鹿”，他们的“革命”人生充满了历史感和悲剧性。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称谓·原型·意义世界——饺子文化论

饺子称谓的古今变迁,源于其原型与所积淀涵义的变迁。从馄饨所彰示的崇高的开天辟地混沌世界,到牢丸所暗含庙堂之尊的大礼,再到角子、角儿呈现的恭喜发财的吉祥祝福,再因互感而过渡为新异的音译借词扁食,并经过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冲突互融,形成了通行于世的称谓——饺子。而对这一线索的探究与梳理,似可窥知饺子的意义世界。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