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时代”下的城市步伐

被称为“灰霾元凶”的空气污染物PM2．5，终于被列入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合法的身份显露真容。     

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与社会功能分化初显端倪并逐渐使得国家决策主体结构出现分权化、部门化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时,整个社会的去中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截然"二分"基础上的政策过程理论之多元主义范式与法团主义范式,对此政策过程的诠释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政策网络理论应运而生.本文在简要阐述政策网络理论兴起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比较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以试图进一步勾勒出政策网络理论的理论轮廓.     

PM2．5的大生意

一场雾霾，揪起了亿万人的神经，也圈起了亿万的资本市场。一个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撬动的是各行业、各人的“钱”景。     

运用科学理论 指导政策制定

如何确保弃婴弃儿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并融入社会,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他们进入家庭、融入社会是衡量抚养、安置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只有运用人的社会化理论,才能科学地指导弃婴弃儿的政策制定。而出台科学规范的管理办法,是解决当前弃婴弃儿抚养、安置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政策制定的基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安徽、上海、山西、四川、吉林、云南等地逐步开展了现代意义上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迄今已有近10年,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己得到广泛认可。从最近两三年的发展看,孤残儿童家     

环境政策论争的话语分析——以PM2.5争议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为例

环境论争的实质是不同行动者针对某一现象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之间的话语竞争,目的在于获取话语霸权,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运用话语取向的研究方法,从话语内容、话语策略和制度结构三个维度来分析PM2.5论争中不同话语联盟间的互动、竞争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环境论争与政策变迁的本质。话语取向具有特定的规范性意涵,即对沟通对话的重视,有助于改善人类政治与社会实践。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法治环境下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广州市金融业促进政策为视角

地方产业政策在调整地方产业结构、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提高地方经济竞争力有明显的效果。运用得当的地方产业政策可以实现与市场竞争友好并存,不悖公平,无损法治。法治环境下地方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应当优化。应当划定地方政府权力边界,大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依法依规制定和实施地方产业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以开放市场和法治营商环境的构建吸引产业资源,逐步取代或减少直接干预政策,实现地方产业政策与地方法治的融合。     

一个整合的社会政策制定模型

政策学家吉尔伯特(Gilbert)指出,社会政策研究有三个主要取向:一是研究现实政策的条文;二是研究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的变量;三是研究政策背后的价值、假设和理论(Gelbert,spetht和Terrell,1993,pp.10)。回顾目前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价值观的讨论(吴忠民,2002,pp.13;范明林,2002,pp.24);二是对西方社会政策宏观理论以及具体实践的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整合性。本文回顾了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理念,最后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启示。     

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

本文认为社会网研究存在于七大领域之中。根据各研究领域,本文以组织与管理研究为例说明每一领域要研究的内容,并阐述了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在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搭起一座桥,而其间的自组织现象更使得集体行动绝非个体行动的线性加总,而有着复杂现象的特性——不同的自组织会产生分歧的行动结果,相同的个体行动可能在不同的结构中产生完全相反的集体行动。解开此非线性行为之谜,正是未来社会网研究要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近期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政策,已取得了一定效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但仅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而减税在弥补扩大投资的局限性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减税政策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保持相对长期的稳定性,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浅议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作用日益加强,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相比,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决策参考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本文试图从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存在问题和不足入手,分析其原因,提出涉及七个方面的建议。     

英国医疗卫生体系问题与医疗卫生政策改革研究

健康是人们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疗卫生政策和体系是社会政策的重要领域。该项研究从贫穷、低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联中评估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要;指出英国存在全科医生、医院医生及公共卫生医生是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主体;英国在医疗卫生政策改革方面的内容包括:(1)对英国全民医疗体系(NHS)多渠道的财政支持,(2)提高服务质量的机构管理改革,(3)实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安全、有效、病人中心、及时、效率、和平的原则;英国存在的强大政治集团及其利益影响着改革;政府需要在减少医疗服务中不平等和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方面努力。     

网络消费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

传统经济理论对人类消费的解释,在工业社会以前基本上是准确而有效的.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消费呈现出如效用递增、消费与生产合一、消费对象软化、收入约束弱化、"拉"式消费、群势效应、无边界消费等新特点.网络消费的这些特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界域,同时也呼唤着网络消费理论的出现.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支持网分析

本文首先对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接着分析了留守儿童教育中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网严重缺乏,认为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北京市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在全面分析北京市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独生子女比例、婚配模式、人口迁移和生育意愿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北京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人口放开单独对北京新增出生人口的影响非常小,2020年以前每年对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在1万-2万人左右,远远低于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     

世界海运网络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世界海运网络从零星的贸易路线到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的形成,经历了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初现期、均衡发展期、剧变期及平稳发展期。本文以1763年为重要分界线,从地理位置、资源优势、政治状况、航海技术、供需定律、航运中心的形成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海运网络的演变过程,进而对世界海运网络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认为亚太地区有望成为新的航运中心。作为主要海运大国的中国,更应当采取积极的发展策略,应对世界海运网络演变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关于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若干问题的分析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多税种并用、多手段并举、多环节并促的特点,这一政策在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鼓励和扩大内需、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从动态上看,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培育了新的税源,为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the case of payment policies for children's daycare

To bring about equality,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s have provided a broad range of services with as homogenous eligibility criteria as possible. This homogeneity of social benefits has been obtained by 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and a high degree of statutory regulation. Recent trends in all welfare states veer towards greater local independe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in Finland has affected the realization of basic welfare state principles. The specific aspect from which the topic is examined are user fee policies for children's daycare. The analysis gives a rather inconsistent picture of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aycare payment policies. Municipal decision making is influenced by economic rather than political or structural factors. However, logical economic explanations are found only in large municipalitie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at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has put families in very different economic positions in different municipalities - municipal traps are emer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fare services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has become ever more complicated as decision-making powers have been localized. A family may, for example, be paying the highest daycare fees but at the same time be entitled to social as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