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时事诗刍论

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的重要诗人,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时事诗。他以诗歌作武器,用诗歌来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来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同时,还用诗歌来指陈时务,筹画方略,呼唤改革。魏源的时事诗,是时代的号角,是民族的心声,在近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     

清而不佻 丽而不缛——漫论萨都剌的写景纪游诗

提起元代文学,论者多以元曲(戏曲和散曲)为其代表,即人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而对向有中国文学正宗之称的诗歌,则较少论及。从诗歌发展史的纵向来看,诚如清人陶瀚等指出的,宋诗曾三变其风,而明诗更气象驳杂,所尊不一。唯独元诗在近百年间,总的趋势并无多大变化,也未曾出现如宋、明两代诗坛宗派林立,各竖旗帜的局面。尽管如此,但元代初、中、晚三期仍     

《诗归》中的陶渊明——兼论明代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

<诗归>是一部代表钟惺和谭元春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古诗归>选录陶渊明诗作数量最多,且评价极高.本文通过<诗归>对陶诗的选录与评点,以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为背景,研讨钟、谭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原因.     

诗可以群——中国古代友情诗探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友情与亲情、爱情三足鼎立,平分秋色。如果说亲情根源于血缘,爱情根源于“性”缘（两性之间的吸引力）,那么,友情则是纯粹的“情”缘,联系人间真正友谊的惟一纽带是情感,这里拒绝其他任何非情感因素的介入。如果说亲情是一种天然的关系,是任何人...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奇人·奇想·奇诗——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人特质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短暂的一生、奇特的经历、丰富离奇的内心世界、饱受痛苦的心灵和由此激荡出的充满睿智的诗作,折射出诗人的艺术特质,勾勒出一幅独特的"心灵风景图"。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刍论定向增发——企业战略扩张的新方式

定向增发正在成为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又一种路径选择。阐述了定向增发的含义、作用 和风险，并提出了定向增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历史演化及其动因解释刍论——徐兆仁教授访谈录

当今的历史研究，在继续加强考证、编纂的同时，更应该努力做好对历史的解释。将大战略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将关注点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以及各自决策水准的高下，因此能够更加深入地解析那些促成历史发展演化的动力因素，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解释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兆仁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典韬略思想和西方大战略理论的研究，著述颇丰。近期，他推出了《大战略决定命运：清代兴盛衰亡历史解释》一书。此书酝酿多年，会通中西古今，首次运用大战略理论来解释从晚明到清末的历史演化，得出很多新见，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

老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既激昂悲壮,亦复沉郁忧伤,具有鲜明的宋诗风调,深受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诗的影响.而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则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或雄浑高亢或清新自然,讲究风神情韵,染有唐诗唐韵遗风.由尊宋到师唐,从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旧体诗)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传神写照话诗潮——评《新时期诗潮论》

写当代文学史,本就是一种冒险。文学社会学的“试金石”理论认为,同时代人的偏爱往往会影响客观的估价,大约作家去世三十年之后,才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评语。换句话说,史家过多的感情投入和主观参与,会影响自己对文学史的观感。对于吴开普先生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我也有过这样的担心,细细读     

金代遗民词刍论——以民族文化融合为视角

金代遗民词人面对金元易代的现实,心怀家国倾覆之痛,在创作中吟唱着黍离之悲与沧桑之感。而另一方面,遗民词还具亲近山水自然、追求隐逸自适的情感特质。在艺术风格上,遗民词则具有豪迈悲怆与疏逸高旷的风格,这既是对金词审美风格的总结,也体现了金词风格的多样化和丰富性。论其缘由,实是金代120年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正是此种语境下,遗民词在书写故国之感的同时,又包含了描山摹水之理性达观的情感倾向。而词家不凡的汉文化修养,又使得遗民词兼具豪健与疏逸风格。同时,遗民词的俚俗风格与隐逸内容,也是民族文化融汇的结晶,而这正是元曲的主要文体特征。     

诗的成功是悲哀——黄遵宪论

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留得真诗在人间”——论钱秉镫的诗

钱秉镫,字幼光,号田间,桐城人。在明末清初“以文章气节,著声海内”。方苞兄弟早年尝亲承謦欬。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钱田间先生渐就博大……虽未尽雅清,而已开方、刘、姚之渐矣。”刘声木也认为“其论诗文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钱氏不仅能文,“诗尤杰出”。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遴选汉魏至清初著名诗人的作品,于本邑只录钱氏一人。因此若要全面地研究桐城派的诗文,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这个“振于有明晚季”的著名作家。 幼光生于明万历辛亥。知事之年,正值明王朝内外交困,“冬雷”震震的时候,祟     

疏钟红叶坠相思——论苏曼殊诗

在中国旧体诗坛上,苏曼殊的《燕子龛遗诗》是一束散发着特殊幽香的奇花。这花是他奇特的身世、遭遇、气质凝聚而成的。曼殊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日人。他在日本度过童年,后来,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从事革命、讲学、著述;他精通英、法、日、梵诸文。有李杜之漫游,似阮籍之佯狂,绮丽华年,逃婚居然削发,壮年谢世,文坛顿落明星,遗著斐声世界,中外俱惜奇才。而诗虽被他自己的画和小说     

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刍论——以卡夫卡和大江健三郎等为例

现代主义文学是审美现代性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甚至抗议。它以一种深刻的精神的真实来否定和超越已经日益变得虚假的生活世界。为此,现代主义文学要把现实世界想象为离散的、碎片的、非中心、非和谐的等否定性的形式和意象,并以此来抗议现实世界的独裁。东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分别通过对"孤独而恐惧的人"和"性的人"与"政治的人"的描写,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想象力提供了新的领域。现代主义文学的想象力倾力于内向性领域,它将悖谬、梦幻、怪诞、反讽、变形等技巧与意向纳入自己的"领地",从而扭转了文学想象力拘泥于客体的"现实化"取向。现代主义者真正洞察到了现代文学想象力的自由价值。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诗与理——中国古典诗学散论

理,在古代诗论中一是指条理、文理,一是指道理、义理。诗当然要有条理,不能杂乱无章;诗更须义理,不能言之无物。但作为由精炼的文学语言所构成的艺术形式,诗的条理不同于一般文章;作为以“言志”、“吟咏情性”为帜志的诗,也不能象散文那样直陈道理,大发议论。因而有关诗与理的关系的论述,成了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诗的文理、条理方面,我将另文探讨,本文主要论述诗与义理等一系列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