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考虑异质性技术的环境效率评价及空间效应

本文在充分考虑异质性技术的基础上,利用Meta-frontier效率函数估算我国(区域)环境效率,并将集聚外部性和地理、贸易等空间因素纳入环境效率的分析框架中,考察环境效率空间溢出的渠道和效应.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地区组群之间环境生产技术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环境效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的格局.集聚外部性是改善环境效率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程度和集聚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环境效率.其中,东部地区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均较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仅体现微弱的马歇尔外部性.地理邻接地区间的污染转移倾向都较为严重;全国而言,贸易联系紧密的地区间有着较强的负向环境效率效应,而区域内部则更多体现学习和正向效率溢出效应.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空间集聚的“自净效应”,同时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政策)的空间相关性,加强跨地区的环境合作.     

生产率门槛与出口等待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进行了分布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平均为4.7年,中位值为5年,且存在明显的正时间依存性。接着,本文进一步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探讨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且这一论断得到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风险比率的估算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将下降0.2827%。再者,本研究表明生产率门槛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延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所有制、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入世有助于弱化企业出口等待的门槛效应,而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将加剧这一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地推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为企业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进口竞争、产品差异化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

本文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测度了企业—产品层面的生产要素投入,度量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并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实证研究产品层面关税降低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总体上,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其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同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改变关键变量测算方法、样本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价格效应"不明显,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的作用显著,特别是通过提高异质性产品质量、降低同质性产品边际成本影响出口加成率。相对而言,进口竞争对出口中的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口企业、高市场竞争程度产品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产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加成率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文识别了进口竞争影响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机制,发现了进口竞争影响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质量升级效应,表明进口竞争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势力。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整理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再把该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形成的全新数据库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基于整合后的数据库,本文首次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通过对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发现,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但研发能力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却并不明显。因此,本文的发现对我国"走出去"企业进入模式选择能够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献的有力补充。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本文首次将表征本地化生产体系的产业集聚与衡量企业在GVC中贸易利得和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数据对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作用更大。解构集聚外部性后发现,包含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知识技术溢出3个方面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集群商业信用引发的融资外部性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是产业集聚DVAR促进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还发现产业集聚提升企业出口DVAR并未以缩减企业进出口规模、牺牲全球化为代价,更多地是通过引发企业由低出口DVAR的加工贸易方式向高出口DVAR的一般贸易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为具体实现路径;由微观企业转向中观行业的分析再次佐证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变引致的结构效应是产业集聚促进行业出口DVAR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证实了产业集聚可以作为中国企业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政策冲击、市场环境与国企生产效率:现状、趋势与发展

基于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并从制度改革与市场环境的视角,深入考察国有企业相对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以及动态趋势。具体而言,我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国企生产效率是否有相对外企(包括港澳企业)存在追赶特征,以及该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企生产效率虽然一直低于外企,但确实有显著地逐年追赶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国企改革政策效应带来国企内部治理的完善和代理成本的下降;第二,市场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带来了国企TFP的追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提升企业效率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创新的贸易利益与企业异质性研究综述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及产生的贸易利益。笔者根据开放条件下创新活动引致的贸易利益及其影响机制,对国外最新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一是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在生产率,提供新的贸易利益源泉;二是创新决策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途径,大体上通过出口市场规模扩大效应、采用先进技术与否的二元决策、投入创新活动的强度差异决策等不同影响机制来实现;三是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联系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中国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检验与解释 基于市场采购贸易视角

<正>本文使用2020和2021年两期中国海关数据库分别从行业、地区、规模、企业所有制等层面进行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从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视角对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进行成因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沿海地区企业，而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虽然可以有效扩大出口规模，但不能提升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因此提出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引导企业发挥“出口学习”效应，在出口竞争中提升生产水平。     

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生产率——来自VC/PE支持企业的证据

现代经济中,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高生产率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财富以及新的工作岗位。本文利用2007—2011年PE/VC支持的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我们采用LP方法估计了新创企业的生产率,在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及可能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2)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3)研发投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对新创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新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研发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及出口扩大效应

利用异质企业模型并引入研发作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异质因素,研究发现在一定的范围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带来利润的提高,并且企业选择出口或者增加出口交易量能够扩大研发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即出口具有扩大效应。根据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研发规模与利润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促进作用;(2)如果保持生产率不变,企业研发规模对利润规模的偏效应大约降低1/3,从而生产率是企业研发影响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3)企业选择出口尽管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但是证据较弱;(4)具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企业增加出口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总之,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出口很可能会扩大这种促进作用。     

空间集聚、市场拥挤与我国出口企业的过度扩张

中国出口贸易长时期的快速数量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出口企业的过度集聚与恶性竞争,从而引发了出口拥挤现象。基于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集,本文证实了存在过度集聚时,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与行业集中事实上产生了倒U型的外溢效果,即当出口企业超过集聚临界点后,大量企业扎堆与恶性竞争反而导致了负的外溢效应。测算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的过度集聚程度约在17%~34%区间,而且这一现象呈现随时间而加剧的趋势;与高技术出口相比,低技术出口部门更有可能发生过度集聚;企业生产率提高与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出口拥挤。本文研究表明,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单纯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的确导致了严重的负面竞争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

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互补理论阐释人力资本结构提升ICT生产率效应的微观机制:高技能劳动力能有效匹配ICT应用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变革,而长期雇员则提升了企业对ICT应用导致的生产柔性与分工深化的适应能力,强化ICT生产率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共11999家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ICT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验证中国企业突破"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可行路径。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员工和长期雇佣员工均与ICT形成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互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程序化任务密度更强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并且规模越大的企业互补效应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是企业能否更好地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优化智能制造转型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资本弱化税制与外资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研究

资本弱化是跨国公司避税的常用手段，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于2008年建立起来，但目前却鲜有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对外资企业影响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年~2011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对外资企业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有效地降低了部分外资企业，尤其是负债权益比高于2的企业的资本弱化程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资企业的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在实际税负方面，由于外资企业较强的税收规避动机，其实际税负远远低于法定税率，而资本弱化税制确实有效提高了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但资本弱化程度高的外资企业税负提升程度小于资本弱化程度低的外资企业.同时本文也发现了资本弱化税制作为明线监管对于未达监管要求的外资企业具有学习效应:负债权益比率未超过了法定标准的外资企业则会提升其资本弱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