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地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既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运动一方面对党政机关的贪污腐败现象有所制止,另一方面又严重扩大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     

杨简心本论的内在进路

杨简基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将纵向的天地人、横向的物我、变化的主体和不变的本源,总之宇宙间的一切及其生成变化,皆规约为“我”及“我”之显现,“我”既变又不变,以此建立起以“我”为中心的生成说.杨简还由天到人,由自然到社会:在心性的属“我”特性下,有我之性,使“我”与传统儒家的性善相接,从而向社会化道德化转进;有我之心,则更使“我”走向了精神化.在“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的触动下,杨简觉悟到心的超越性、普遍性和绝对性,从而建构起了彻底的、典型的伦理绝对主义,使“心”成为圆融涵摄一切价值系统和精神信仰的本体.     

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

赋税是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中最直接的纽带,围绕赋税的数额及征收方法的变化,可以窥视国家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在明清减赋中的角色前后变化很大。本文以晚清苏州潘氏在减赋中的角色为例,通过分析相关谱牒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是如何积聚其社会资本,并如何发挥其效用的。从晚清江南减赋的过程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离不开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之大势,其次则是士绅所控制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有效的社会资源,各种力量的耦合共同促成了减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名与身孰亲?——从“贱名贵生”观解读阮籍《首阳山赋》

中国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在儒家语境中,伯夷、叔齐被作为正统君臣观念的维护者而受到褒扬,但珍视个体生存,轻视世俗声名.主张“贱名贵生”的道家则敏锐地感触到了其中潜存着的“名”与“生”之冲突,认为夷齐让国采薇、穷饿而死是求名害生的不智之举.汉晋之际,随着老庄思想的流播、现实政局的簸荡及门第观念的勃兴,“贱名贵生”观渐演人心,士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逐渐沿循了道家的思路.《首阳山赋》即是服膺老庄的阮籍援用“贱名贵生”观,对“首阳”话题进行的一次不拘限于传统儒家观念的重新演述.它有效地破解了阮籍在齐王曹芳被废事件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并促使他作出了顺适时局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阮籍后期的命运升沉,也联动了陈留阮氏家族的族运转机.     

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积极主张"入世"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为历代君王、臣僚、士大夫等阶层所信奉和追求;西汉以降及至明清,中国商人一直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来追求和实践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少有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商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当今中国,将"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作时代诠释,对促进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具有现实意义.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贫困大学生“脱贫”应对策略研究——“四维立体”救助模式

帮助贫困大学生“脱贫”,并逐步由“帮困”转向“育人”,最终达成“帮困扶志”“助学立人”的目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这里提出的“四维立体”救助模式,既有助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相关问题,也有助于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对维护高校稳定团结、构建和谐校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刺上”与“化下”——论韩国古典小说对载道论的二元化阐发

载道论是儒家文艺论的核心,涵盖了儒学者对文学价值的多种阐释,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古代文人通过长期与中国的密切交流,也逐渐接受这种文学思想并贯彻于小说创作之中.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载体和写作规范,韩国古典小说形成了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两大类,两者对载道论的阐发明显地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大体而言,汉文小说故事性不强,旨在通过作品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批判,相比之下,韩文小说注重通过曲折、圆满的故事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不同,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不尽相同,一为“刺上”,一为“化下”.     

霍桑作品中“原罪”和“本罪”的交织与矛盾探析

霍桑的许多作品都同时充满着“原罪”和“本罪”的思想,两种思想交织、冲突在一起,体现了霍桑罪恶观的矛盾性.从《圣经》中的“原罪”与“本罪”思想出发,探析霍桑作品中“原罪”和“本罪”思想之间的交织与矛盾,进而探讨霍桑罪恶观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