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点命名原则及策略新说

旅游景点命名是景区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旅游景点命名存在过多选择神话传说、命名系统紊乱、命名过于夸张和缺乏内涵等问题.文章从旅游主体、客体、介体的角度提出景点命名的原则,认为景区应确立命名系统,以事实为依据对景名进行艺术加工,重视命名形式与韵律,命名应瞄准市场需求,突出景点特征,营造景点意境.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走向

人类文化新走向始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并形成了新的文化构成.其首要表现是人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基本内涵则是从征服自然转向保护自然；在文化精神上,从“敌对自然”转向“敬畏自然”.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再认识、再批判、再选择,则提出了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的思想和文化道路.诸如对科技的反思,科学共同体的协调发展,新的文化视野、文化进化,新的生活理念,人类文化的重塑与重构以及电脑普及与网络文化的发展,等等问题,则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明显而突出的新走向.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以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为例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城市的特称,具有文化、科学、美学、旅游等多雏价值.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存在不少问题:资全缺口大,环境容量过于饱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建设性破坏”,有“历史”无“文化”等.安徽省现有5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探索和总结其保护、管理和开发的经验,对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加快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应以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为龙头,运用科学方法论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若干关系;以创新精神做好文化与旅游、经济相结合的文章,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华山命名用字变易关涉考——汉字形音更革的瑰丽化石

对华山命名用字变易及其相关问题，根据历代著名辞书与汉语音读转换及用字的分歧，从古音通假与时地不同、字有更革的角度，探究华山命名的正字为“”，而“”字只是其通假字。对章太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所论“中华”与华山有关亦有辨议；并对“敷水”、“阳盱”、“阳纡”等名称亦从古音通假角度证明其与华山的关系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论现代诗的审美误区

现代诗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过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和误区。如：文化上的自卑心理以及科学的发展模式在文艺理论上的负面影响，导致了诗歌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断否定；创作浮躁，更加急功近利，并错将大众语言抛在身后；过于注重诗歌对诗人自己的审美要求，而忽略了诗歌的社会功能；理性的过分扩张而使自身负担了过于沉重的哲学使命等等。期望现代诗能走出这些误区，重新走向辉煌     

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一点思考

木斋《曲词发生史》以种种不俗的新见激起学界一场大讨论,同时为词体起源这一学术问题开辟了诸多新的生长点.木斋可谓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词体起源与宫廷文化密切关联的学界第一人.略显遗憾的是在其立说过程中,似存在一种对词体起源问题过于“提纯”与过于“忽略”的倾向.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     

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

把库恩的“范式”( Paradigm)看作是一个介于科学共同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独立系统 ,并通过分析“范式”中各结构层对共同体成员的心理价值的建构与主导、对科学活动行为方式的规范与示范作用 ,揭示了“范式”在科学成为科学的同时使科学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隐含的文化涵义。进而说明 ,科学其实就是主体的人用“范式”观察解释自然 ,并籍此使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思想新解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试图摆脱传统、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方式,从人的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的研究方式来表述和研究问题,实现了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转变.他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展开并阐述一种解决历史之谜、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一门科学”的思想便是这一理论在科学观上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必然得出的结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清代满人的姓与名

清代满洲人简称满人,为今日满族的先民。满人的姓氏与命名,是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清朝统治者提到“满洲根本”的高度而极力维持,但在汉文化影响下仍不免发生深刻变化。本文依据清代官书、契书、碑刻、家谱、私家笔记,对清代满人姓氏命名系统,从七个方面作了初步考察。旨在说明：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在内容上具有丰富多样、时间上具有流变性强、受汉文化影响强烈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满人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社会发展的独特环境、外部条件的多样性以及满汉文化日益陶融的发展趋向是分不开的。不过,迟至清末,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仍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自己的特征。这不仅是满人有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其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     

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

文章从“辽河文明”的释义出发,从自然生态资源、多元经济形态、人类文明起源、区域民族文化和社会人文艺术等五个主要方面,阐述了“辽河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内涵.认为“辽河文明”的命名,是基于历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特质”和“文脉基础”.而“辽海文化”的命名,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二者的关系,不应当是如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以辽河为“圆心”,互为表里的姊妹文化关系.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就如同“黄河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样.由此提出“辽河文明”是“辽海文化”文脉基础的论见.     

“断发”考

“断发文身”是古吴越民族族属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其民族历史中非常独特的习俗,早期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文化功能,却语焉不详,或将“断发”与“文身”混同为一。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研究的进展,对此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对“文身”解释尚可信,而对“断发”的研究却未触及文化产生功能之本质。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文化和人的发展

每当人们力求揭示某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生活的特征与特殊性,并把它们同其他民族生活的特点加以对比,试图从中认识它们对现在与将来的意义的时候,人们便提出文化问题。例如,古希腊人的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对我们来说,只有在同其他民族的成就,或同我们自己的成就作比较的情况下,才成为“古代文化”。假如在世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