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感应与心物——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生存论分析

阳明的“心外无物”不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大体说来 ,阳明论心物有三个层次 :一是“意之所在即是物” ,建立心物循环论 ,把心物相对而立的自然观点悬置 ;二是“物即事也” ,强调行为工夫 ,消心物于不“积”之实行 ;三是“感应之几” ,揭示人本己的生存结构 ,最终为心物奠立生存本体论的根基。通过这三层论述 ,阳明强调的是 :人不可能于本己的生存结构之外去追问心与物、善与恶等 ,而只能以自己的生存开辟出一方世界 ,从而让它们成其自身。此生存本体论大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     

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     

“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王船山《正蒙注》中的天地结构析论

王船山在《正蒙注》中提出“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的概念,从而形成一种天地结构,此天地结构对其工夫论有着奠基性影响。“在天之极”指的是神,即健顺阴阳之间相互感通的能力与功用。“在地之极”为五行中之土,而实即地本身,它为万物提供形的要素。神形之分即清浊之分,清通之神不能无碍地运行于重浊之形,“在地之极”其实是一种“分极”。但天道化生万物,实不能不通过地,且物之成形即各有其法则,此法则亦为物之构成要件,因此,地极与天极虽离而不离,但其间有等差。工夫论方面,若从天地之分的角度看,须超越形之限制,而有存神合天之学;若从天地之合的角度看,物之法则亦为人所当尽者,则有格物穷理之学。以“天道工夫”为主,而“地道工夫”辅之,“参两相倚以起化”,此为船山工夫论的总纲。     

“能近取譬”何以成为“仁之方”?——以《雍也》己立己达与立人达人的工夫实践为中心

《论语·雍也》中,“能近取譬”已经被上升到“仁之方”的高度,切近自心而类推别人、他物.因而求仁的路向只在于首先己立、己达,从自己的心情志意出发,努力理解别人、体贴别人,进而立人、达人.“推其所为”,由己及人、将心比心地为别人考虑,帮助别人安身立命,也是古今圣王治国理政的惟一法宝.推扩的根据与本源力量则在于己,立己、达己,自觉自为.朱熹强调“以己”与“推己”不可等同,但又相与为用.工夫不同,推己的对象或道德的受众也有所不同.惟有圣人才能够将自己的仁心不期而然地推扩到万事万物的身上.推,只有借助于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情与理,才有可能完成.物物相感、天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世界尽管繁复莫测,但毕竟可以一类呼应一类,一类感通一类.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歧解辨析

"无友不如己者"出自《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章。历代以来,对其义之理解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历代学者如皇侃、苏轼、张栻、陈天祥、王夫之、杨树达、南怀瑾等对此均有各自的理解分析,共有四种意见:要和比自己强的人交友;要和与自己同等水平的人交友;要和比自己强或与自己同等水平的人交友;要和与自己同道的人交友。实际上,"无友不如己者"应与前文"主忠信"联系起来考虑,是指不要与不能够像自己一样讲忠、信的人交友。     

体育的人性视域与伦理向度

儒家人性论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善”的本体与“诚”的现实相合一的“仁”的境界,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实中做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在学理上不仅为解释时下体育本体和现实相分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也为实现“人性体育”本体与“道德体育”现实相合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敬畏是一种心境 ——宋明儒家敬畏思想的一种诠释

基于宋明儒家敬畏思想的整体梳理可知,敬畏不仅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工夫和心境。敬畏心境是将天之生于人的性理发明为己身主宰,表现为心处于“诚”且“专”的状态。敬畏心境与敬畏情感、敬畏工夫两者之间存在本末、先后以及体用关系,把持和修行敬畏的情感和工夫可以涵育敬畏心境,持守敬畏的心境也可以使敬畏情感得以中正、敬畏工夫得以自然。敬畏心境也有其独特的涵养之道,一方面可以通过“系心于一事”、“一心在理上”以及“必有事”的工夫为己身确立主宰,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在格物致知中致以“精一之功”使己身之主既“诚”且“专”。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忠恕”之道作为心理换位的合理意义

“忠恕”之道作为心理换位的合理意义王奇，孙迎光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就要“爱人”。而“爱人”的关键是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论语》“忠”“恕”本义考

正确解释"忠"、"恕"二字对于准确理解把握孔子思想以及《论语》非常重要。"忠"指把心放正中,不偏不倚,并以此对待人和事;"恕"指如同自己之心,用自己之心情去体会他人之心情。     

杨为民：“无我”与“有我”

对他而言,“无我”更多地体现了责任、热游口包容。“有我”则是没有迷失自己,守住自我。正所谓．畅游于“有我”与“无我”之间,方得通达人生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中国道德规范中的“忠”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孔子“忠”“恕”中的“爱人”内核

《论语》中的"忠""恕"一般被后人理解为"为仁之方",从而成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原则。在形式上,"忠""恕"从两个侧面规定了以"立人"和"达人"为目的的成德的行为要求,但在伦理实践中,"忠""恕"却需要"爱人"这一道德情感促成两者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忠"所表现的"笃实"与"恕"所表现的"以己度人"等特征都是因为有"爱人"作为其内核。因此,"忠""恕"的道德动力才能发生,有关"忠""恕"的道德行为才能实现。"忠""恕"的上述特色与孔子始终注重伦理生活中的道德自觉是分不开的。     

“全德”与“复全”——朱子对仁体、工夫分裂的义理解决

朱子承继伊川“仁”与“为仁”的体用之别,以定义的方式言仁。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言“为仁”工夫有较大张力。这一张力突出表现为“仁”之本体与“为仁”工夫可能的分裂;若彻底坚持二者之别,将“仁”与“为仁”切割开来,则《论语》之中言仁处皆是“为仁”工夫,而未及“仁”之本体,如此则定义之“仁”似凭空引入,有“与《论语》之仁不相应”的问题。朱子作《论语集注》,在文本问题的推动下,直面仁体与工夫的分别与贯通背后关涉的理论困难,借助“本心之全德”的训释突破,将仁体、工夫分别定位为“全德”及其“复全”,真正化解了仁体、工夫分裂的危险,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