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欲望书写--以《十日谈》与《金瓶梅》为例*

《十日谈》与《金瓶梅》同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书,作为反封建主流文化的作品,它们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得到了肯定.两部作品均塑造了张扬情欲的女性形象,广为世人所关注.然而,由于两书的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     

《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刍议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众多评论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给予全方位的解读。在评论中存在着大量将其与其他各类作品作比较的现象,其范围涉及诗赋、史传、戏曲以及小说等等,通过比较论述论者表达了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体验及价值评判。这些对比论述不乏中肯的评价,但也存在溢美或贬抑等有失客观的情况。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前人对于《金瓶梅》的审美感悟,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

谶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艺术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典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情节结构、语境设置、审美风貌及情感寓意方面的造诣,展现了这两部作品各自独立的创作风格。通过对比分析《金瓶梅》与《红楼梦》中谶语的异同,可以发现其间共同的价值所在以及《红楼梦》在《金瓶梅》谶语基础上体现出的继承与发展。     

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论《到灯塔去》与《私人生活》中的两性叙事

两性伦理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作为中西方独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代表,伍尔夫和陈染都试图在作品中思考并展示她们所认识的两性关系,《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是她们最具个人性、思考性、代表性的作品。文章通过对《到灯塔去》《私人生活》中的两性叙事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在不同时代及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两部作品,其两性叙事共同呈现出一种“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的模式线索。从中可见作家伍尔夫和陈染的两性态度、认知的相似之处：对父权制的批判态度、对两性的重构观念以及对理想两性关系的设想姿态。同中有异,这些带有内在延续性、相似的两性叙事表现,又因伍尔夫与陈染的创作观念间的承继发展关系,于细微处表现出不同：《到灯塔去》的两性叙事更多带有伍尔夫的早期“双性同体”思想,而《私人生活》的两性叙事则暗含作家陈染的“超性别意识”观念。     

《金瓶梅》中的首饰

《金瓶梅》是明中叶城市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市井文化的繁荣。《金瓶梅》中的首饰品种不少,有钗、簪子、耳饰(耳环、耳坠)、戒指,以及满头珠翠等全套头饰,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奢侈倾向。《金瓶梅》通过对首饰佩戴的描述,体现了人物的官眷身份与生活品质。     

《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

《续金瓶梅》在人物命名、人物命运等多方面受到《玉娇李》的影响,这就明确了前者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后者。当下《玉娇李》研究几乎全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而对《玉娇李》本身及其对《续金瓶梅》的影响研究不够。丁耀亢当是通过诸城丘家见到或听到过《玉娇李》。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似乎看过《玉娇李》。《玉娇李》与《续金瓶梅》之间关系的发现对《金瓶梅》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辽大高越峰教授来我校讲学

9月19日上午,辽宁大学中文系高越峰教授应邀来我校中文系做《金瓶梅》研究专题报告。高越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报告中他首先介绍了《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基本情节,然后重点讲了如何评价《金瓶梅》和《金瓶梅》的性描写两个问题。他把《金瓶梅》的社会意义概括成五个要点,认为这部作品十分复杂,良莠难分,而成就是主要的,精华胜于糟粕,糟粕之中亦包含了某些积极的成份。他认为,《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固然是作品的糟     

《金瓶梅》与《儒林外史》审丑特质刍议

《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在审丑特质上,即审丑主体、审丑客体、对待美丑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这种审丑特质上的差异性正是《儒林外史》对《金瓶梅》反拨与拒绝的重要体现。分析前者对后者在审丑层面的反拨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准确认识小说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有利于全面地发掘出两部作品之间的动态变迁,避免了拘囿于单向度的研究层面,从而使得研究呈现出一种双向的维度,令小说的独特存在价值得到更好的凸显。     

《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所发展;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崩溃;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某些地区的个别手工业部门已经出现。《金瓶梅》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它尖锐地抨击了明代吏治的腐败,‘秤金升官’,贿赂公行,敲诈勒索,冤案丛生;它具体地反映了明代商业的发展,经商阶层的复杂,城市商业的繁荣,商业路线的增辟,经商方式的变化;它深刻揭露了明代社会生活的腐化,蓄奴制度的盛行,妓女的增多,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本文仅就《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作初步研究,希望它有助于我们对《金瓶梅》社会价值的认识。     

论《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一) 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黄霖同志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83年第3期)考证出书中的《祭头巾文》为明代后期屠隆作。又,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演奏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盛大酒筵,如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安郎中等宴请蔡九知府(七十四回)、宋御史等宴请侯巡抚(七十六回),皆用“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作品所叙,虽假托为宋代的故事,但其反映的,实为明代后期的社会现实。     

《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金瓶梅》的文本接受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金瓶梅》问世后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排印前,袁宏道、袁中道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接受情况。这段时间,读者对《金瓶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各种推测,对小说文本的称赞或毁谤,对小说的批评与棒杀等。自《金瓶梅》出版后,对其文本一直存在着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褒之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毁之者则以"淫书"目之。但《金瓶梅》却没有因被贬抑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一门显学。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金瓶梅》研究的新开拓——评蔡国梁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

近年的《金瓶梅》研究,开始活跃并取得一定进展,据统计国内发表的有关论文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集近十部。其中蔡国梁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同类著述中,显示了鲜明的特色和开拓精神。 这部专著的重点,不是一般考证感兴趣的作者问题,而是较系统地探究作品本身的底蕴和客观价值。通观全书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较全面地论述《金瓶梅》的思想     

《金瓶梅》作者冯梦龙续考

刘辉说:“不从《金瓶梅》小说本身的研究出发(我们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内证),而是光在作者问题上兜圈子,难免要走进死胡同。”我完全同意刘辉的看法,所以在对《金瓶梅》的作者冯梦龙作了必要的外考后,再从《金瓶梅》小说本身作如下的内考。 冯梦龙的生活经历与《金瓶梅》 深厚的生活基础,是文学创作的首要条件。尤其是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长篇巨著,都     

论《金瓶梅》的佛道书写与价值迷失

绣像本《金瓶梅》的佛道书写着重其商业性、世俗层面的渲染,而对"超越性"层面较少涉及,小说人物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也是无关道德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折射出《金瓶梅》对道德价值的"疏离"。围绕人性欲望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与纠葛,《金瓶梅》展现了一派道德"疏离"后的众声喧哗,因果报应、命运天定、养生节欲等佛道观念在人物命运故事中被重新审视,也被赋予多重含义,表现了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小说的空幻结局昭示了小说家在道德"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惘,它是晚明士人清醒认识人性之恶循环不已之后思想无所指归的时代表征,它的背后是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丧失。《金瓶梅》道德"疏离"的背后是对道德更为深沉的呼唤。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

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试图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论述《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宏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