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工作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三峡工程是全国人民的工程，其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库区移民总量100万，这道世界级难题，如何破解，令世人关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移民安置中，主要采取了外迁安置、就地后靠安置、农田防护安置以及自主“联姻”安置几种方式。其中，外迁移民安置12万人．重庆辖区10万，主要集中在重庆市东部的五县一区(即奉节、巫山、云阳、开县、忠县和万州区)。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再安置政策新选择

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的核心和难点,而外迁移民问题则是难点中的难点。由于外迁安置风险失控,三峡库区移民外迁在使全国各地千万人受益的同时,也发生了外迁移民纷纷返回库区等严重问题。放弃“一槌子买卖”的做法,利用市场机制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契机做好外迁移民再安置工作,是规避安置风险、稳定和改善外迁移民生产生活的新选择。     

古代河南四次政治性外迁移民及其影响

从西周到南宋,古代河南共有楚人南迁,西晋末永嘉南迁,唐代陈元光"开漳"和王审知父子"王闽",北宋末靖康南迁等四个阶段的政治性外迁移民.其作用主要是影响到了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组织,促成了南方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原化,最终更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统一.     

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

自三峡移民工作开展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而且一批移民致富带头人正在不断涌现。但是,库区农村外迁移民的文化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加快库区农村外迁移民的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社会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融合

人口迁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迁移运动。三峡移民能否“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和谐融入安置区,移民与安置区的文化融合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外迁移民文化融合过程中既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政府必须创建良好的文化融合的外部环境;移民和安置区居民也要改变观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文化融合的主体意识。     

近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移民

黄河三角洲[1]作为近代中国移民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移民活动既有与其他地区的共通之处,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移民活动与黄河运动高度关联,黄河冲决与造陆成为引发移民举动、实施移民行为的主线;外来移民安置和区域内人口迁移相伴进行,使移民活动极为频繁;移民性质属于典型的灾害移民,迁移人口为各地灾民和习惯于"赶黄河"游走式农耕方式的当地居民,劳动力素质偏低;区域"拉力"不足,移民返迁率较高。     

三峡外迁移民与沿海安置区的社会整合

本文对三峡移民外迁沿海发达地区安置后的社会整合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对移民安置目标的认同差异、安置地区选择、安置模式选择、生产安置方式、群体社会差异与社会整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活的移植--跨省外迁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

本文依据对江苏、浙江两省343户跨省外迁三峡移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置地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接纳状况,是影响移民适应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同时,移民的住房状况、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移民相互间的交往状况、移民对当地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两地习俗方面的差别等因素,也对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一定影响。     

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幕藩体制也随之分崩离析,这为日本海外移民潮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明治维新”在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然而,明治早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随着革新的深入,松方财政改革加剧了失业现象,鼓励生育的政策和近代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推进导致日本人口急剧增长,再加上扩张主义思想的膨胀,明治中后期转而鼓励向外移民,并将海外移民视作其殖民扩张战略和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我国水库外迁移民社区经济适应研究——以大丰市三峡移民安置点为个案

三峡移民外迁至沿海省份,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他们面临经济适应难题,如生产方式的变更、家庭副业的萎缩等.为此,应充分发挥移民主体能动性、当地居民的社会帮扶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等.     

近代云南藏族的寺院经济

本文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近代云南藏区寺院的组织结构、收入来源、寺院经济的管理及运行方式,作了系统的概述。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藏族寺院经济在既往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作了分析,认为寺院经济是维系既往藏区社会结构的中介,寺院经济的中介作用促成了既往藏区社会结构所特有的要素关联方式。即通过扼制生产力变化的新因素,阻止生产力发展,来保持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其结果使藏族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     

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

本文通过对近代云南交通运输技术变化的考察,展现了近代云南商品贸易发展的历史状况。认为:马帮和背伕是云南历史上的传统运输方式,这种传统运输条件下的云南地方市场被局限于极为狭小、分散和封闭的状态。1889年蒙自开关后,人畜并重的运输方式逐渐变为以马帮运输为主,形成了近代云南马帮运输的三大干线。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玉溪、个旧、蒙自、下关、保山、昭通、曲靖等商品中转市场出现。但此时的云南地方市场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市场的性质。1910年滇越铁路的通车及抗战期间云南交通技术要素多元化的变革,使云南的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观。云南地方市场自此也发生较大变化,表现在商品流通量激增和市场结构变化,服从于近代格局的更大的中转市场(蒙自、下关、昭通)基本确立。     

试析近代关内移民进入松花江流域的原因

近代关内移民进入松花江流域是以关内移民的骤增为前提的 ,在这个大背景下 ,因东三省南部、中部人口与土地开发相对饱和 ,使地广人稀的北满自然成为移民的理想去往之地 ,又由于松花江流域有利的自然生活条件的吸引 ,使进入北满的移民在这一时期主要以涌入松花江流域为主     

近代灾荒与河南移民东北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反洋教斗争

本文分析了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指出它是一种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运动,是中国人 反洋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云南汉传佛教的演变

本文认为近代云南汉传佛教已呈衰竭态势,为适应社会求得生存,其从教义思想的入世化、信仰者成份的扩展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进行演变.     

关于近代云南的回族教育问题

在历史上,云南回族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发展形态。与此相适应,回族教育亦经历了经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回族教育三个发展阶段。“新式回民教育”是近代云南回族通过对经堂教育(伊斯兰教宗教教育)进行改革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回族教育。这次回族教育史上的改革,从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等方面突破了传统经堂教育模式,顺应时代要求确立了有利于回族发展的新的回族教育。对近现代云南“新式回民教育”这一典型进行研究和总结,无疑对发展云南的民族教育是有意义的。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论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化

论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化张巨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虽然比沿海地区和内地较晚，但基督教在云南，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之快，发展之广却是突出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冲突，远较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冲突为小；基督教在中...     

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 ,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建立卫所 ,实施军政同城制度 ,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 ,数量增多 ,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