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历史教育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

本文全面回顾了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和从事编辑工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他主编过3套历史丛书,合编过3套社会科学丛书,并强调他为出版进步史学论著、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开明态度。何炳松在史学方面的一项突出贡献是率先把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和史学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他以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互相印证,可谓是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在提高编辑业务水平、审定译名、编制古籍索引上他也有新的见解。可见何炳松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又是成绩卓著的编辑和出版家。     

拉·波普利尼埃尔史学思想散议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经历了一次"史学革命",拉.波普利尼埃尔以其前瞻性的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理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身体力行地进行着历史学实践:追溯历史本原、追寻历史真实、追求完美历史。研究波普利尼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高卢风格"、"客观历史"和"完美历史"等理念,有助于我们了解与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     

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

海洋发展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拷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中国海洋史学要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上重建海洋世界的小系统,全面总结、继承、利用这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不仅可以改变历史研究中忽视海洋的缺陷,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结构,促进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而且可以为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     

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提出,除了外在因素外,同时亦有时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重要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认识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性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在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下所呈现的新的问题意识,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史学史的重写带来必要与可能.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史学工具书学的提出与建立

史学工具书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为了解决历史知识的广博性和人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对历史知识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才产生的.本文对史学工具书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学科结构体系及其作用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

王夫之(1619——1692)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评论家,他在进行历史评论的过程中,也对史学的本体理论作出过许多论述,并自有一定的体系。《读通鉴论》中的《叙论》四篇俨然堪称古代精湛的史学理论名篇。然而,学术界对王夫之史学的研究,大多只注意了他的历史评论,而忽略了他的史学本体理论。     

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历史、历史记载的区分和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功用及历史学家的素质等的论述,有助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历史学能使人们明白过去、把握现在、预测将来,人们应批判地继承手富的史学遗产。何炳松史学理论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对陈旧的封建史学起过冲击作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

近几年来,在批判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概论的建设,重新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三本专著: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这些文章和专著,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这个新的学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三本专著的出版,更是建设这个学科的有益尝试。但是,目前对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的体系究竟应该怎样?还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为了深入开展这场讨论,推动历史科学概论这个新学科的建设,从而推动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我们请《历史科学概论》一书的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踊跃参加讨论。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浅析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

费尔南·布罗代尔被冠以"史学大师"、"史家第一人"等美誉,他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还超越了学科本身,除此之外,"经济世界"理论在空间维度上革新了、扩大了总体史研究的范围。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三篇代表著作,来达到解读他的史学思想的目的。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微观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利与弊

微观史学是上世纪70、80年代始兴于意大利并逐渐传播到英、法、美等国的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该理论对此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纠正了西方“新史学”以来过分关注宏观建构、忽视研究具体历史现象的不足,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材料来源和读者对历史研究作品的兴趣,但另一方面,因为过分关注细节,夸大了突发事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又对分析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具有不良影响.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重大课题。而这一重大课题能否成功完成则取决于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否成功，因为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学。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需要在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构建、力戒教条主义、处理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对关系等方面着力。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整个史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更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     

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解析《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基本体现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里,他在文中主要谈及或论述三个问题,一、区分“历史”的两种含义,即现实中的历史和史学中的历史;二、分析史学中历史的特性,即主观性、流变性和时代性;三、强调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告诫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葛懋春先生195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初探

二战前后 ,面对世界历史的巨变 ,为了弄清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英国年轻的一代史学工作者 ,广泛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中主要有“从底层往上看”和“历史总体观” ,通过史学实践 ,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并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同时也为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