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出悲剧 ——玄奘的事业及其教训

玄奘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伟人。他艰苦卓绝的西行求法活动,独步千古,素为历代僧俗所景仰。他成就辉煌的佛经翻译事业,空前绝后,常为中外人士所称颂。然而,他所创立的唯识宗,虽然倚仗唐初统治者的支持,曾“盛极一时”,但终因背离佛教中国化的潮流而昙花一现;他解决佛性问题,统一佛学理论的努力也最终归于失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出悲剧,为后人留下了值得认真吸取的深刻教训。因而,认真研究和分析玄奘     

西部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发展态势

以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交流为主线 ,分析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是本文的立足点。基于此 ,本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 ,阐述了西部开发对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积极影响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差异、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引发的种种问题 ;并就如何在大开发的进程中推动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思路。     

民族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与变异

民族文化交流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 所谓民族文化,其实就是区域文化。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地域生息与繁衍的。不同地域背景之下的特定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熔炼陶冶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由此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种种民族文化。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由于征服自然的能力低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

<正> 文化交流,是中西交通史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文化交流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复杂很曲折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整个人类文明体系是由众多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组成的,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存在着普遍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交流网。人类的文明就在往复不断的文化传播、交流、融合过程中步步前进,向文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中西交通史以中国与西方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史为研究对象,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先秦时期辽西区的民族迁移与文化交流

辽西区族群的迁移和转徙带动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促进了史前时期的辽西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红山文化时期的辽西区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而这一优势基本上终止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时期的辽西区与商、西周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区成为东北民族南下和燕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蒙古西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横跨欧亚构洲的蒙古帝国,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客观条件。1209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号称为成吉思汗。此后,蒙古军开始向四面进行扩张,先后征服欧亚两洲许许多多的国家和民族,至十三世纪中期已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帝国。当时,帝国境内受封的诸汗国虽然各个分立,各自为政,相互独立性极强,然作为元朝宗室藩封之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与汗巴里大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各小汗,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大汗的权威,都不同程度地听从大汗的指挥。由此,帝国各汗朝对内对外政策,不少方面具有统一性,其中,在商业贸易、技术、宗教、交通、人口管理政策等方面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影响

由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尽管在民国时期的38年中,中央执政者数次更迭,内忧外患不断,但新疆各民族始终维系着不间断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有的是在官方主导下开展的,有的是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自发行为。在向汉文化学习、借鉴过程中,新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速度得到明显加快,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新疆各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新疆各民族凝结为心心相印、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也为中华文化不断创新进步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和强大动力。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

本文认为,民族复兴也是一种考察、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历史观,而所谓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系指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的、阶段性的巨大进步,是符合整个民族共识的巨大进步。由此,本文认为,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应该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三大事件对中华民族复兴史的意义。     

从毛南族几个故事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我们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五十几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自古以来,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相互交往、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同时,文化上也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这种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兄弟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毋庸置疑,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因而考察以往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这一     

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

梅卓的写作因其独特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想象在藏文化热潮中卓然不群。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     

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在古代中国 ,不论是官方往来、民间交流 ,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 ,终究受制于一定条件。而且 ,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 ,各地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乃至偏见。惟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部分统治集团 ,多视佛教为神明 ,顶礼膜拜。因此 ,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纵横南北 ,往来东西 ,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 ,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 ,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干途径看 ,从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题材、中古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看 ,六朝僧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 ,的确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论“民族考古学”》一文读后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族考古学”》的专论性文章,在国内尚属首次。民族考古学是当今人类学领域里的一门“卫星学科”,作者摆了不少材料,尤其是国外材料着力介绍给读者,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拜读之余,浮现在眼前的是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这门学科的历史有多久?初步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争论的焦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从《张文》中找答案,就会引起费解,使我得不到要     

阳明格竹: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的一桩公案

"阳明格竹"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一个典型案例,王阳明未能找到其格竹失败的真正原因,由此得出错误结论,从逻辑上终结了朱熹所提倡的客观外求式"格物致知"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沈括提供了"格物致知"活动的成功经典案例。沈括的案例表明:要想获得关于外在对象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人们必须以积极、动态的操作性实验活动为基础,完善的"格物致知"活动是一个由感性的观察实验与理性的推理分析双向互动的过程。阳明格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只有感性、消极的对象静观,没有积极的操作性实验,以及理性推理分析支撑,故而其格竹活动只能无果而终。     

民族与世界:我国民族声乐的走向

民族声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其发展和社会变革、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在近代发展历程中,我国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推动了民族声乐艺术的进步与发展。同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在继承中进步发展、在借鉴中开拓创新,实现民族与世界的完美结合,是声乐艺术发展的根本目标。本文沿着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对民族声乐的走向进行分析与阐述。     

危地马拉:民族与社会

危地马拉是中美州的共和国之一,类似的小国家在南北美洲大陆之间构成了一座狭窄的陆桥,危地马拉北与西北是墨西哥,东是洪都拉斯和东北是伯利兹(为危地马拉所索取),其东南是萨尔瓦多。该国的正个西南海岸线为太平洋所界定,而且加勒比海从东北方向冲浪它的陆地长达约70海里(110公里)。尽管它的面积在中美州诸共和国中仅居第三位,但其人口却是最多的。 一个国家——两种民群: 危地马拉较其它的拉丁美州国家,有更独特的文化现象。其1/2以上的人口是纯印第安人,其余是白种人、印欧混血人与少量黑人,这两个民群构成了危地马拉人。关于该国的争议,主要不是肤色或相应于生活方式的背景情况,有些称为拉迪诺人的危地马拉人完全按照西班牙伝统生活着,而称作印第安人的更大民群却保持着印第安祖先文化的生活方式,这两个民群之间的界线很清楚,在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交混。     

祛中心化历史: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故事与文化交流

二战后,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祛中心化"的趋势:转向工人和社会底层,妇女和社会性别,按种族和民族区分的不同群体以及非西方史、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而欧洲发展模式只是其中一种。面对常常是地方性的、细枝末节般的社会文化史,历史学家能否紧紧抓住"祛中心"的主题,并诉之以全球史视野?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16世纪工匠起,至今日研究非欧洲人物如伊斯兰教信徒"非洲的列奥"(阿尔·法西)的祛中心化之路,都是为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可以通过两个实例考察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全球视角:一例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抄写文化背景下地中海两岸的伊本·卡尔敦和克里斯汀·德·皮桑之文学生涯的比较;另一例是17、18世纪从非洲贩卖到苏里南的奴隶团体,其预言、医疗和查案诸种习俗之传播及异化。     

以民族一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

在遗产研究和实践中,所属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遗产"无疑是代表性的一种类型,因为它不仅是国家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也是文明和文化独特性的表述.然而,"国家遗产"的产生比"国家"和"遗产"的历史晚近得多,属于现代国家的历史范畴和特殊的表述范式.法国和日本的"国家遗产"的演变过程为国家与遗产的结合属于现代性规划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樋口一叶:那一段怅然的浮世物语

女人,你的出生便是不幸. 日本明治七年,樋口一叶出生在东京的千代田区.她的父亲从德川时期起便是山梨县的农民,为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传统社会里为家族谋得一席之地,他选择了离乡背井去京都闯天地,最终成为了一名土族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