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五六年间,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发展的标志,一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的取得,二是一批具有前沿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充实、丰富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结论,有的则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考古初步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峡江地区早期人类聚居地表现出面积较小、延续使用时间较短、受洪水破坏严重等特点,在此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较大.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展,考古发现材料不断丰富,笔者拟对该区域夏商周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作一初步尝试.主要选取官庄坪、何光嘴、庙坪、中坝和双堰塘等几处典型遗址进行个案分析,通过研究单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演变,来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发展和演变情况.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

构建金文历谱以推求古史年代的方法,在目前对上古历法不能考明的情况下还不可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少量铜器断代所建立的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多不可靠,为构建金文历谱所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也仍有待证明。工程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由于不知共和原不单独纪年,可能问题最多,而由此上推共和以前年代亦必致多误。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文明起源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九五"期间的重点攻关项目.从1996年5月启动,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到2000年10月通过了国家验收并获奖.它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上古夏、商、西周三个时期的年代学问题.     

关于夏商周法律性质的几点思考——以曾宪义教授的《中国法制史》为主要参照

在我们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夏商周时期的法律被认为是奴隶制性质的法律,论者们自称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论者们的论证有自相矛盾之处,更重要的是,根据马恩原著及相关资料,却不能证明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是奴隶制性质的法律,理由如下：第一,夏商周时期并非私有制社会;第二,马恩原著中找不到能证明夏商周时期为奴隶社会的论述;第三,对＂奴隶＂概念认识分歧大;第四,夏商周时期存在奴隶,但其数量却可能极少;第五,不应该把不公开法律当做奴隶制法的一个标志。夏商周时期的法律不应归类为奴隶制性质的法律。     

问“淹”为何物——与淹城有关的读书笔记

关于淹城的所有记载、推断、考据、论点,包括众说纷纭的与古代奄族迁徙关系的判词,其原始依据,均来自一条孤证--<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传>.自<越绝书>成书后,过了约800年,"淹君地"的记载,才再次在史志典籍中出现.这些记载,均标明传自<越绝书>.从文本资料传承的角度看,真正的"淹城之父",是南宋<咸淳毗陵志>的作者史能之.清代<康熙常州府志>作者陈玉璂直接断定"淹城"为奄君所有.认为奄君和他的女儿,都葬在奄城.至此,"商奄说"正式出台.陈玉璂成为"商奄说"之父.但史料表明,陈玉璂关于"商奄"的认定,是不可信的.关于淹城是奄国南迁后的都城,目前,既无地下文物作证,亦无明确的文献记载.根据<说文解字注>判断:"淹"与"奄",在中国古代是不通用的.另外,<越绝书>中的"吴所葬",有可能是"吴所筑".这个被叫做"淹城"的城,可能与"淹君地"无关.这个被叫做"淹城"的城,目前情况下,与奄国无关.     

夏商周与淮河流域

历史推演到夏,中国古代社会进入王朝礼制文明时期.随着阶级社会的来临,各种政治势力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淮河流域作为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中心的重要通道,必然受到强大的文化冲击.历史文献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对淮河流域程度不同的统御状况,考古发现也揭示了中原王朝文化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强烈影响和辐射.     

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以西方学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评论为中心

政治是关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的存在方式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情形相当不同,人们往往很少意识到它的政治特性,或者即便是被发现,人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或者拒绝认识它的本质。因此,这一因素可以说是构成了中西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和詹明信的概念基本类似,但詹明信的观点针对的是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因此并不完全适用于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知识和学术研究。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主要是指经济生产中的阶级意识及其在文学文本中的深层反映,而知识和学术生产中的政治无意识的核心是族群意识、国家意识以及国际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学术领域中现实政治、国际政治、地缘文化政治、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控制中西研究的无意识政治学。通过分析中西研究中一些引起巨大争议的个案,可以探讨无意识的政治学如何影响中西研究的学术导向和结果,并影响知识生产和学术评价。     

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

在疏理中国上古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形成背景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并简要评述各界对该书的关注与反响,希望藉此推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中国三代艺术光辉成就略述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艺术,以其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形成中华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个古典高峰,为后来艺术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奠定了基础.其中,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舞"艺术和青铜器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诗经><楚辞>作为三代语言艺术最重要的收获,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不朽经典和范本.建筑、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虽然尚未迎来它们各自的最为辉煌的时代,但它们在三代所取得的成就仍十分重要,为其以后走向成熟与高度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三代除了上述一些主要艺术门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工艺艺术门类,这些工艺门类,大多在原始社会已经存在,在三代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在艺术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艺术思想是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由孔子开创、由孟子、荀子从不同方面予以充实、发展的儒家艺术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两个根本支柱.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再论偃师商城是夏商断代的界标

刘绪先生前后写了两篇关于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界标的文章,文中多有不实事求是之处。故有必要予以澄清,以正视听。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资料和碳 14测定年代数据,偃师商城是夏商二代断代分界的界标。     

殷周之际精神信仰的嬗变

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的背后是精神信仰的冲突。殷商崇拜以帝或上帝为代表的自然神,带有宗教的性质;西周则崇拜以天或天命为代表的人格神,具有理性的光芒。相较之下,西周更注重外在的天命与内在的德性之间的互应,并用"以德配天"的方式进行思想教化。由此来看,西周的思想中已有人文的因子与人性的觉醒,这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兼论商周制度因袭现象

周公摄政而未称王,该事件非个人偶然行为,乃历史必然选择。摄政的合法性来自殷商的传统。商代巫师地位崇高,周公倾心全力仿效商朝的历代先贤,并且其权威性直接承接自文王的传授。周公摄政直接导致了管蔡叛乱的发生,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周人的固有传统,周公摄政与管蔡叛乱反映了商周传统的冲突。认清这段表象纠结而内涵重构的历史,能够促进理解商周变革与因损关系。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概说

以最新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发展过程和特征、演变模式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地方史框架创构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