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辨——兼谈鲁迅“遵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遵命文学”是鲁迅总结《呐喊》的创作经验时提出来的.准确地阐释鲁迅提出的“遵命文学”的含义,对我们正确理解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要弄清“遵命文学”的原意,有一个重要的“结”必须解开,这就是夏瑜坟上平空添上的一个花环.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论文中曾提出过如下论断:“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根据原文的粗略说明可以知道,“文学的自觉”乃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

《文化偏至论》与鲁迅后来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创作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与主张,特别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分峙的命题上,完全跟上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潮。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见解“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巨大工程。鲁迅是极其睿智与具有远见的,“立人”思想、个性主义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

在《中山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我看了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写的《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简称“中文”)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一陶潜是“隐逸诗人”吗?不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陶潜及其诗文。“中文”以肯定的语气说:“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南朝诗论家钟嵘说陶潜是‘隐逸诗人’的老祖宗,这话是不错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对所谓“隐士”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他说:“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     

教我如何不想他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抢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民族魂》小引

今年十月间,我和陈漱渝同志到杭州参加浙江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空闲时间,我们在西湖边上散步。漱渝同志对我说:“王先生,你为我的书写一篇序好吗?”我说:“什么书?要我写序?我是不会写的,从来也不曾写过什么‘序’。如果你的书出版了,我来写一篇读后感,这事我倒是能够做到的。”他说:     

茅盾佚文三篇

<正>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非物质,重个人”辨——重读鲁迅《文化偏至论》

<正> 在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对鲁迅于一九○七年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口号,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它旨在抗俗,并非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群众。早在四十年前,论到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指出:“你如果拘泥于字面上,以为初期的鲁迅是反对唯物、反对大众的,那就陷入不可容许的错误,而这恰恰又不幸地构成了某些鲁迅研究者的理论的结论。”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理想意图’而具有的‘理想的力量’,……是唯物论者对客观事物的正常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鲁迅正是这样一个唯物论者。”     

再见——我不能

“快乐的花松鼠们,今天我们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名字叫‘纸船明烛照天烧’,怎么样?”“什么意思啊?!”我们不约而同地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写过《七律·送瘟神》,是写消灭血吸虫的。其中最后一句,就是‘纸船明烛照天烧’。在你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与影响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