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机遇与问题分析

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转型的重要作用,以解析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特征为基础,探讨该战略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研究认为,在该战略背景下加强中国服务贸易产业发展,应从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速转型升级、充分评估各类风险、加强人才培养等着手。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2013—2019年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联系明显增强,在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中贸易联系更紧密;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新加坡等国属于主受益板块,意大利、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货物贸易和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十年进展、问题分析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蓬勃十年,它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总抓手,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之一,贸易便利化对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本文从商签自贸协定、加强海关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发展贸易新业态四个方面,系统总结十年来“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历程与进展,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贸易发展领域选择及对策——基于贸易互补性分析视角

在定性分析中俄双边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贸易互补模型定量分析中俄贸易的互补性。结果表明,材料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类产品是中国出口俄罗斯互补性较强的产品,而初级产品、矿物燃料和动植物油脂类是俄罗斯出口中国互补性较强的产品。因此若要促进中俄贸易进一步发展,应在加强双方投资领域合作、扩大贸易规模和领域、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三元边际、STRI指数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检验——兼顾“一带一路”与发达经济体样本数据

运用18个样本国被分解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数据,度量各国服务贸易在三类边际下的实际开放度;同时在不同行业和政策STRI及服务业FDI限制指数的基础上,比较中国同17个国家服务贸易在政策层面的开放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服务贸易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在真实开放度上,当前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且真实开放度呈现出以数量边际为主导的特点,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未来的进步。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提高服务"产品"的技术水准并鼓励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与交流,利用对外开放平台助力服务贸易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五点一线"战略与辽宁服务贸易发展

围绕辽宁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五点一线战略,对辽宁省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了辽宁省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五点一线战略的实施对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在实施五点一线战略中,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即:坚持重点发展和全面提升相结合;发挥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的优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服务外包;发挥沿海经济带集聚人才的优势,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培育和发展服务行业中介组织,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服务业竞合发展。     

论“一带一路”国际航天合作法律问题

国际航天合作对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必不可少,因而对该倡议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政策,卫星应用、尤其是通过卫星应用建立“空间信息走廊”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国际航天合作的核心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不一,法律完善程度和各类具体制度差异甚大,航天发展水平和需求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国际技术转让、相关权益的分配及保护、卫星应用的相关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应采取“双管齐下”的规制路径,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利用既存资源促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采用软法以及条约的形式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层面,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全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达到逐渐实现航天活动透明化,乃至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英国产业内贸易研究

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该倡议符合沿线国家发展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支持。英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行列,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以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联系SITC三分位商品贸易有关的数据,并结合GL指数、MIIT指数测度2007—2016年中国和英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结果表明:中英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两个国家的贸易中占有着比较重要的位置,其中制成品十分突出,尤其是SITC5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高,然而SITC0~4类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比之下却比较低,STIC8类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比SITC5~7以及SITC9类产品低。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扩大中英产业内贸易给出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跨境电商与中国文化输出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的发展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彰显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价值,而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改革政策。它不仅使得中国文化的输出显得日益迫切,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输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文化输出还存在诸多限制,因此,为了提升中国文化输出的能力,从跨境电商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该区域因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民族主义、第三国干预以及国际犯罪等因素错综交织,使得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业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中国建筑企业为例,着重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基础设施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研究

在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基于引力方程和广义矩估计法,分析基础设施及其交互作用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虽然波折起伏,且与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的水平、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在控制人均收入差额、距离、贸易开放度、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等显著性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海运基础设施、陆空运基础设施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能显著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其中海运基础设施和陆空运基础设施交互作用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较基础设施本身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要低。     

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策略研究

动车组作为高速铁路的核心装备,随着“一带一路”铁路建设项目的进展正在积极“走出去”。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产品认证过程中面临准入制度和技术标准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互认格局、认证过程复杂的问题,按照产品认证特点和难度将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四类,代表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欧盟、印尼、非洲、俄罗斯。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的应对策略,可以分别从参与国际铁路标准制订和修订、建立适用于高速动车组国际化技术规范体系、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市场推广战略、争取尽快获得TSIs采信实现自主检测四方面各有侧重的开展认证工作。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越来越强,但与世界旅游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旅行社数量对提高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有促进作用.旅游交通对我国旅游出口收入有显著影响,其影响力要大于旅游产业组织的影响.我国的旅游人力资源状况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大批企业走出去并开始谋划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然而,沿线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方式和战略布局进行规划和指引。基于企业投资意愿的视角,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2012—2016年商务部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中我国企业发布的对外投资项目信息进行分析,对项目分布的国别偏好和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给出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