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建设——以湖北问津书院为中心的研究

问津书院因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此而得名,吸引诸多学者赴此拜访、祭奠、兴修书院.书院始建于宋末元初,存在七百多年,在明代中后期发展为著名的书院.书院的修建与发展,和地方士绅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士绅们活跃于地方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了当地教育发展,教化地方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明代后期潮州士绅与地方救灾——以林熙春为例

明代后期,潮州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使得潮州社会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出生于嘉靖朝,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任职的四朝元老林熙春作为明代潮州后期著名的官员和士绅,在辞官返乡居住期间关心民瘼,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努力按自己的意志参与经营地方事务。他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历次灾荒,而且还极力为民请命。林熙春在地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实际行动,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传统接续与理学嬗变：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浅探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诸如河图洛书、会社传统、理学渊薮等。尽管明清时期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但其悠久的传统仍不断为地方士绅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重新建构地方文化的丰富资源。从这一视角来看,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既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同时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对传统象征和资源的发掘与对地方文人传统的接续和弘扬,贯穿于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和会讲活动之中,他们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探寻着应对社会变迁的良方。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迅猛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正> 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跨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本文探讨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迅猛发展,在于揭示它给明代广东社会带来的明显变化,明了商品经济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

本文是《浙江通史》（明代卷）第四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之第一节，全文以浙江为例，勾勒和叙述了１４－１７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     

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

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在前现代化中国,就分化的独立性而言,主要存在着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与农民阶层。中央王权借助官僚阶层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士绅阶层在底层维持地方的治安与教化,而农民阶层向帝国交赋纳税。中国各阶层之间具有开放的性质,通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