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与"学衡派"在文化建设观念上的分野

在如何设计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问题上,胡适与学衡派表现出实质性分歧.胡适是理论家,但更是实践家,他的贡献更在于开文学和学术的风气之先.学衡派所主张的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与输入西方之真文化,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古典主义的守成之路——古典主义之于中国现代文学

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由于政治和文化判断的偏失,一直被忽视或否定.甚至在更多的时候,古典主义是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异己者存在的.这股从来不曾激扬过,但又无时不存在的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尽管出现的时间不同,但背景却很相似,往往是在文学热情过于泛滥时强调理性,在对待传统文化过于粗暴时强调文化守成,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强调反现代性.     

当今时代与21世纪中国国家战略

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进程中,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世界正处在两种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现时代。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可以确立一项“和平与发展战略”,作为21世纪中国国家战略的百年大计。     

21世纪初期中国西部开发的成效评价

21世纪初期的西部开发是有史以来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进行的有计划的规模最大的开发战略。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两个大局”,其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资源开发。西部开发十年促进了西部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西部开发期间,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成人文盲率下降,农村居民家庭生活进入小康,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家庭基本解决温饱。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

在世纪交替之际 ,回顾中日关系的百年历程 ,并预测 2 1世纪的前景 ,无疑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本文拟就中国的日本史 (包括中日关系史 )的研究现状及其 2 1世纪的发展趋势 ,作一简略的论述 ,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一、鸟瞰明清时代～ 2 0世纪 70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一 )明清时代的日本史研究　　众所周知 ,中国的古代史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 ,最早可推溯到范晔的《后汉书》。包括《后汉书》在内 ,直至 2 0世纪初完成的《清史稿》为止的十六种官修的正史中的日本传 ,反映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对日本的认识 ,以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正史…     

跨文化语境中的郭沫若前期小说——兼谈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初期接受

本世纪初,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直接引发了一系列跨文化语境的活动。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艺思潮几乎同步进入中国,对他们的选择、接受,无疑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然而,这毕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迥异的审美和文化倾向,以及特定的异族规范,都使本民族的秩序感、价值观受到了深刻的触动。这并非仅仅是社会知识界表层的惊异和困惑共存的复杂心态,而且反映了人们期待世界文化的认同,在这一渗透着过去和现在的层面,异域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撞击的过程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无论就其哲学基础还是审美的基本原则,都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有着较多的内在契合。而浪漫主义能在跨文化语境里得到中国文学家的一定认同,它更多不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内在沟通,主要被五四特定的时代氛围创造了接受条件。唯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播散,未能如前两者找到较广阔的生存空间。直到今天,仍有人思索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现代派。一种全新的审美原则,文化阐释框架,以及语言经验,带来了重新创造和发现的刺激,也必然有同等力量的抵     

罗曼·英伽登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

国内学界对英伽登文论的接受始于1980年。接受应包括国内学学界对英伽登论著的翻译,对英伽登研究论著的翻译以及对其论著的研究三个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在对翻译和研究相关资料梳理的基础上,还应在对翻译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思考。     

20世纪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践与范式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强调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为新时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本组笔谈试图探讨新时代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理念更新与实践探索,以期立足于新的文化使命,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理论创新、叙事创新、实践创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拓展高水平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从浪漫的变形到唯美的复活——“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念在五四前后的传播与变迁

本文认为“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概念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坛上经历了由浪漫的变形到唯美的复活的演变过程。文章通过介绍其外国文学渊源,以及对它与创造社、浅草社、弥洒社和清华文学社、与原人生派作家周作人、俞平伯等复杂关系的再探讨 ,显示出五四前后十多年间不同作家、文艺团体对这一概念的不同态度及取舍 ,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概念及有关作家文艺思想的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     

人生观启蒙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梁漱溟文化观透视

粱漱溟认为文化的发展根本在于意欲.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解决了人对物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性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政治制度.不过.西方文化的发展行将结束,世界文化要转型到以解决人对人的问题为核心,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路向上来,因此,中国的现代性选择的根本在于以心性学成就的人生观启蒙.     

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特点、问题及策略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传播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六十年回眸：梭罗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从1949年到2010年,梭罗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由冷到热,已有六十年的历程。六十年来,梭罗作品及研究论著的译介工作成绩斐然,但也有一些遗憾,比如对梭罗日记、政论文、研究论著的译介还远不充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梭罗研究突飞猛进,表现出较强的主体性、时代感和本土意识,但在研究规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材料、研究视角上尚存在不足。     

论培养造就新时代好青年的本质要义与时代价值——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体会

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大党大国领袖的高远战略眼光、高超政治智慧提出的“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重要论断,揭示了新时代好青年的本质要义,内蕴着丰富深刻的道理,对于党和国家事业赓续发展、赢得国际竞争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     

当今时代课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把当今时代表述为＂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作者把当今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经过反复较量,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其自身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使人类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谈李商隐诗的诠释与接受

李商隐的诗是以难懂出名的,有关《锦瑟》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至于解说的方法、角度,可以结合中国诗学,可以运用西方文论,可以论诠释,可以谈接受。不过,读诗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兴,是这个诗歌的生命,给了你什么样的兴发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中国和合思想与21世纪的人类和平

世界和平问题是为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问题。二战后的新质全球化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威胁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尤其是没有改变近代全球化以来的哲学上的笛卡儿的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反映在政治舞台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笛卡儿的二分性主体中心主义是世界冲突的最深刻根源,要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就要将二分性的哲学理念转变为中国传统的和合理念。换言之,中国的和合思想可以为21世纪的人类和平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