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战车“未尝-当敌”、“亦未尝以战”质疑

《明史.兵志》等史书对明代的战车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明代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然而,史实表明,明代战车不仅挡过敌、参加过战斗,而且取得过不少战果。不过,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明代战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统治者对道教的打压及道教的理论攀附

在明代世宗以后,统治者对道教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入清后,清统治者对道教也持批判态度,其政策总体是严厉防范和约束.宫廷失宠而衰微的道教此时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中下层,开始其世俗化过程.     

揭示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经济和文化内涵——读《明代政争探源》

<正> 有明一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理清明代政争的缘由与线索,揭示其经济和文化内涵,是明史研究中一个颇具学术魅力的重要课题.郑克晟教授所著的《明代政争探源》(以下简称《探源》)一书,最近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创见的探索,立论新颖而持论平实,不失为近年来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

朱元璋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不高,但凭借帝王身份,他对明初乃至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带有回归先秦儒家文艺观倾向,文学观念宽泛博杂,崇尚实用功能,淡化文辞、体制要求。文风由此呈现质朴率真、粗豪雄放之美。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最具代表性,其崇儒尚实文学思想和朴野自然文风又体现开国帝王文学重质轻文、抒情豪迈、不拘格套的一般特征。作为出身寒微开国帝王的文学典范,朱元璋文学成就不可小视。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由于史籍记载不一而说法不同。大致有三说。一是“始于六年”说。《明史》、《罪惟录》和《甘肃通志稿》持此说。《明史·食贷志》云:“(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半岛及对古代朝鲜文学的影响考论

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其诗文很快就东传到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刊印其文集等方式接受了他的作品.同时也时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文学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进行了责难.而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了朝鲜李朝中期的文学革新.     

明代磨勘司职能考辨——兼论《明史·大理寺》目下的一丝差错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磨勘司系司法机构,曾为大理寺前身,因为清朝官修《明史》就持这一观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磨勘司虽然有时也参与司法活动,但更多的是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和核查机构而存在,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朝政控制、巩固皇权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该机构被取消后,其部分职能被赋予给监察御史,所以其与大理寺机构并无多大瓜葛。     

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校记

结合修订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参考明清之际以前的十余种王锡爵传记,可以看出,其中8种对王锡爵以肯定、赞扬的笔调加以记述,其余则或客观记述、不加褒贬,或既有表彰、亦加批评.点校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万斯同<明史>等三书中的王锡爵传,文字大体相同,当是点校本<明史>通过殿本<明史>大体沿袭王鸿绪<明史稿>,而王鸿绪<明史稿>基本沿袭万斯同<明史>.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有两处标点失误,应予纠正.另外,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将王锡爵升任礼部右侍郎的时间记为万历六年,这虽与王锡爵行状、年谱等重要文献相异,但不必怀疑其正确性.     

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樊树志先生《晚明史》评介

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专门研究崇祯十七年后南明小朝廷历史的，则有司徒琳的(Lynn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70余年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北京长城的审美文化评价

明代北京长城因其文化特点而带来了审美评价上的难度和特殊意义。北京长城与明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关系是长城美学评价的认识基点,其中包括长城与明代帝王心态、北京世人心态和幽燕自然、人文风气的关系。北京长城的简约、厚重、变化、豪迈、悲剧、想象之美分别体现其审美文化的不同层面。     

西汉诏策与帝王的经学师受

西汉诏策多为帝王自拟,且诏策的风格与帝王的行事个性颇相符契.西汉诸位皇帝的从师问学情况,除高祖和文帝,其余皆史有详载.西诏诏策的内容及风格与帝王的经学接受有关.帝王接受的经学观念不同,诏策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帝王对经学所持的态度不同,诏策风格亦有区别.     

《明史管见》评介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黄冕堂教授所著《明史管见》一书,已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为作者辛勤耕耘明史三十年的心血所结,是一部研究我国明朝断代史的佳作。《明史管见》约三十六万言,包含十二个论题,按其内容类分为四卷:第一卷,元明之际的政治与朱元璋的评价;第二卷,明代的贵族庄田与地主田庄;第三卷,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第四卷,明帝国的中衰与社会危机。该书一方面就明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继承了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许多新颖见解,开拓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还对历来特别是近年来史学界反复争辩的议题,诸如史学方法、学风、断代史写作体系、继承与创新、史与论、文与道等等,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对此,读者尽管仍将见仁见智、继续争论,但对其求实求新的治学精神定会给予公正评     

点校本《明史》“河渠”6宣德直省水利记事考误

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3页载:宣德"五年巡抚侍郎成均言:‘海盐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余丈,水(挈)其石,皆已邧敝.议筑新石於岸内,而存其旧者以为外障.乞如洪武中令嘉、严、绍三府协夫举工.'从之."这里的嘉、严、绍三府,指明代隶属于浙江布政司的嘉兴、严州、绍兴三府.这个记载是不准确的.     

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考异

近年来,我应中华书局之约校点顾祖禹辑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发现《纪要》所载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与《明史地理志》(以下简称《明志》)大有出入,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两者相差甚多。且年月记载有异者非一府一县,粗一统计,竟有五十三处之多。这种情况: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中是少见的。为了弄清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判断其是非,我又集《明实录》、《明史稿》、《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等书与之稽考,发现《纪要》与《明史稿》、《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等大体一致,而《明志》与《明实录》基本相同。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发覆·实证·务实--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风格

顾诚先生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承北师大厚重学风,一生致力于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他长于考实,治学谨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但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

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记载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文献,在订补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及<明史>、<明实录>等史料方面具有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利用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并注意利用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