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剧场观念与剧场演出

民国时期,随着新的学科观念的传入,"戏剧学"在学科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剧场演出作为戏剧学中重要的一环,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中也大放异彩。受到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戏剧的组织管理与剧场演出,并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特有的"剧场观念"。这种观念表明研究者认识到剧场演出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为戏剧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末上海剧场演变的轨迹

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上海剧场形态在清朝末期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酒馆式剧场转变为茶园式剧场,主要是接受了北京剧场形态的影响,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华民族文化自身,主要是民族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西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第二次演变是由“茶园式”剧场转变为“西式”剧场,这明显地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一种“杂文化”形态,西方戏剧文化则是一种“纯文化”,上海剧场在清末演变的轨迹正是“杂文化”向“纯文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中国古代剧场文化探析

中国古代的剧场,种类繁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样式、特点、建造规模.从最原始的演出场所、到庙宇戏楼、瓦肆勾栏、宅第府邸舞台、会馆戏楼、戏园等,都反映了中国戏曲昔日的辉煌.这些古代剧场不仅反映着东方戏剧文化的特色,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瑰宝.因此,本文就中国传统演剧场所的缘起、发展作一探析.     

论“情动”转向的剧场可能——以《开心的日子》为样本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领域经历了一次跨学科的“情动”转向。欧美剧场理论与实践在最近几十年对“剧场性”与观演关系的思考有诸多隐秘而巧妙的共振之处。“情动”转向与戏剧的剧场性之间具有对话的可能,现当代剧场观演关系可以被认为处于“情动—情感”交织的阈限处。贝克特的戏剧《开心的日子》于1979年在伦敦的演出作为一个案例,展现了剧场如何在文本—表演生成过程中,表达“再现”的裂缝中流露的“次要情动—情感”,从而对以“再现”为模式的戏剧叙述提出批评。这一类“情动—情感”呈现的微妙强度与针对“情动”转向规避当下公共危机的批评形成对话,从而探索剧场与“情动”构建“人类纪”后危机时伦理—政治前景的开放性可能。     

论戏剧演出中的幻觉性与剧场性--兼谈黄佐临、马也关于"幻觉"的讨论

本文在讨论幻觉的基础上对幻觉性及剧场性内涵作了一番梳理。幻觉性与剧场性皆有积极性与消极性之分。幻觉性与剧场性并非“冤家对头” ,而是相反相成的。抛弃剧场性的幻觉性与抛弃幻觉性的剧场性的结果都一样 :只能取得消极性的效果。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只是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 ,而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之间是完全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未来戏剧演出的发展必然是在将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 ,积极性幻觉性与积极性剧场性的完美融合。这种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的完美融合 ,已经出现于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     

《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

<申报>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它与近代上海戏剧艺术尤其是近代上海剧场的发展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是近代中国文化与艺术传播史上的重要个案.     

扬州剧场考

剧场是戏剧演出和观看的场所，在历史上分布既广，称名亦异。扬州曾为戏剧发展的重镇，由于时代久远，其剧场遗迹，早已荡然无存，而史料记载，亦皆语焉不详。本文博稽群籍，钩沉见隐，就扬州剧场之名目、地点、结构、性能等多有论述，尤于有清一代，记述甚详。凡所胪列，大抵信实可征，可为治地方戏曲史之一助     

艺海兰心 桃李芳华（十四）少儿剧场：北戏学子梦起航

少儿戏剧场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戏”）着力打造的,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以少儿宜观看的剧节目为主要内容,以北戏在校学生为演出主体的,集演出、观摩、教育、交流于一体的全国首家少儿综合艺术演出场所。 少儿戏剧场集中展现北戏的优秀教学成果和精粹创作作品,同时吸纳国内外优秀少儿剧目荟萃展演交流。少儿戏剧场秉承着“戏曲教育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利用自身具备的剧场和艺术教育资源,培养戏曲后备力量,展示艺术教育水平,推出优秀艺术人才;培养少儿戏曲观众,丰富少儿文化生活,提高少儿艺术修养;传承优秀传统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创建少儿艺术乐园,服务少儿艺术教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播北京特色艺术,打造知名文化品牌。     

中国戏曲之本体：场上搬演——周贻白戏剧史观研究

针对周贻白的戏剧史观中所强调的＂包举全体＂和＂场上搬演＂的思想,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王国维、吴梅与周贻白在戏剧史观念上的差异,肯定了周贻白戏剧史观的划时代意义,即他揭示了戏剧作为剧场艺术的本体性特征。     

非剧本因素:周贻白戏曲学著述的认知重心与建构主体

周贻白是20世纪开始频繁使用和积极推广"戏剧"话语的第一位戏曲学家,这是他跟前后戏曲学家格外不同的地方。他所以频繁使用和积极推广"戏剧"而非"戏曲",在他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只有以"戏剧"作名称才能准确地表达这种中国特有的舞台表演艺术样式的本质,而"戏曲"则只侧重于剧本,较少涉及舞台表演艺术。他考察、审视和阐释戏曲总是以剧场、剧团、演员、角色、表演、声腔诸因素为对象,把它们作为自己戏曲学著述的认知重心和建构主体,而不是像绝大多数戏曲学家那样始终把剧本当作关键,几乎不考虑剧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周贻白的出现使长期囿于戏曲文学文献的戏曲学研究的偏颇状况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改变。     

论曹禺戏剧中悬念的剧场性功能

曹禺十分重视悬念在剧场性营造中的作用,他不仅在每一部作品中都精心设置了总悬念,而且巧妙地设置了小悬念,采取了四种基本方式,运用了三种技巧.这些悬念以戏剧人物的人生状态和命运遭际为基础,产生了诱人的剧场性张力.     

论窦娥形象的剧场性意义

《窦娥冤》是追求剧场均衡性的典范。窦娥的多重性格内涵,成了本剧各种人物性格表征的参照系。她先是孤女,属于潘金莲类型的女性;再是义女,选择舍生取义的方式对待生命;三是女囚,以正面形象演绎了女性囚徒的受刑过程,尤其剧情中出现了女囚裸体受极刑的场景,展示了人类野蛮暴力和性感暗示力组合后惊人的剧场冲击力。窦娥多重性格不仅强力地推进了戏剧情节,还深度刺激了剧场的视觉形式和综合氛围。窦娥身上所体现的诸多种类的剧场性元素,播扬出了别具剧场学意义与价值的戏剧风韵,而窦娥独特的戏剧身份,在高扬人民性的时代,对所谓样板戏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定性和定型,起过决定性作用。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戏剧研究确实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路向。回顾百年中国戏剧研究史,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三种路向各有擅场,却又充满着“文学性”和“演剧性”的张力。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以曲律、表演、剧场等为对象的演剧性研究渐趋边缘,而以历史考证和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性研究获得了众多知音,使王国维开创的以治经治子治史方法进行的“治曲”,最终居于主流地位。但20世纪的中国戏剧,包括京剧、话剧和地方戏曲,它们广受时代潮流、文化政治以及艺术生产机制的影响,单是“文学性”与“演剧性”的纠葛还不够,还必须添上政治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的“现代性”视野,方才使得作为学术领域的“中国戏剧研究”,充满各种变数,孕育无限生机。     

中国皮影艺术的数字化虚拟剧场设计

传统的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尽管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逐渐被人们淡忘。通过对皮影艺术形式地深入研究,对当代国内外多媒体技术应用形式的广泛分析。阐述了中国皮影艺术和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来建设数字化虚拟剧场的可行性,设计出传统皮影艺术的“数字化虚拟剧场”,同时对数字化虚拟剧场的基本构架进行了全面描述。使传统皮影艺术的存在和传播形式从民间转向数字化平台,在新媒体时代,以崭新的面貌重振青春的活力。     

生命扭结与对抗的主体呼应——从戏剧冲突看曹禺戏剧模式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这与他提炼的戏剧冲突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将戏剧动作和冲突建立在主体心灵中的生命期待与追求之上,形成一种生命依存与命运纠葛的关系.他将动作的外在对抗性和内在矛盾性的冲突过程予以精巧的编织,始终抓住蓄势、聚焦、节奏这几个关键词去营造更具艺术张力的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剧场性,对受众的情绪形成影响与控制,主导着审美接受心理.惟其如此,他的戏剧冲突形成了四个最能感染人的特征.     

论《唐戏弄》对戏剧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在中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还是近代以来的事。191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在戏曲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宋元戏曲考》,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序幕。之后四、五十年中,各种戏剧史专著陆续问世,其中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1940年)和任半塘的《唐戏弄》(1958年)最为学界瞩目。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戏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刀。它在“古人未尝为此学”的情况下,对古剧资料的发掘、整理和     

“戏曲中国”与晚清的“粉墨英雄”想象

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命运魔力与剧场感应——曹禺戏剧人物描写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曹禺戏剧产生了剧场性魔力.曹禺戏剧不仅集中表现人生苦难,展示人物命运的严重危机,在显示人物无助与无奈的命运状况中博取受众的同情心,而且大力渲染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展示人生的惊奇性,挖掘人物潜存的影响力,以充满主观理想与情致的书写来强化戏剧的吸引力;既着力写出人物苦难的过程,展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史,在动态性和整体感中强化受众的审美注意,又注重对人物命运结局的直观性铺叙,以感性的艺术表现来加大戏剧的悲剧感,形成一种撞击受众心魂的艺术拉力.于是,曹禺的戏剧人物描写拥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当代国内剧场建筑设计研究述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外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对剧场建筑设计也随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针对剧场设计中的社交文化映射、功能设计及空间设计等方面的发展演变,通过近几年国内剧场建设中与已建设的剧场和现存老剧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当代国内剧场建筑设计具有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及趋势:一是在文化上更注重社交文化,建筑设计上明显试图营造出社交文化氛围;二是通过演员与舞台、观众与观众厅及其观演关系转变凸显出剧场建筑设计在空间上更贴近使用者心理;三是在功能的分配上注重城市的使用需求,增强剧场的专业化以及完善剧场功能,协调多功能与专业化的矛盾。     

台词与动作:谁是戏剧的根基

台词，而不是动作，才是戏剧的根基。这既由二者在剧场系统与剧本系统中概念内涵上的差别以及二者不同的性质、功能特性所证明，又被发展着的戏剧史所证实。“重动作论者”之所以坚持“动作是戏剧的根基”，正是由于在这些地方陷入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