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

现代犯罪治理要求刑事治理体制机制进行转型,以实现犯罪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治理形式上表现为加强对犯罪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与综合治理。犯罪治理现代化决定了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罪刑体系化。我国网络犯罪之罪刑体系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罪刑之构建以传统罪刑为导向,具有混融性特征。我国网络犯罪的罪刑构建侧重结果正义,导致网络犯罪的刑罚种类相对单一,罪责也缺乏有效的应变性,且对智能网络犯罪之罪刑缺乏规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要求对网络犯罪加以体系化与类型化,完善网络犯罪刑罚体系,使网络犯罪的罪刑实现均衡化,并对智能网络犯罪予以刑法规制。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犯罪控制——以湄公河惨案为例

风险社会基本原理的要义在于风险的管理和分配.在风险社会下,犯罪预防和控制也可以借鉴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根据对湄公河惨案的分析,对犯罪风险的防控应当从确认高危、多发犯罪、犯罪高发区域的划定与应对、对常见被害人的预警与保护着手,使风险降低或重新分配,通过各种风险管理以促进国内外的经济安全和营造一个平和的社会环境.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风险社会下公害犯罪之抽象危险犯

在比较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探讨抽象危险犯的特征、设置抽象危险犯的价值以及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的问题。认为：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公害犯罪成为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为实现对公害犯罪的有效防控,中国刑事立法应加强风险刑法的立法与实践,系统引入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并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等犯罪行为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全球化、个体化以及地方化的影响下,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再生产的情境之中。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存在着认知和行动上的悖论。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传统,即私人自由、国家赋权以及组织控制等,存在着各种困境。要走出风险社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型的公民模式,这种新型公民模式想象力的关键理念是合作互动。需要从功能性关系、再嵌入多元共同体结构和建构合作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的合作互动。     

消费社会视域下设计的开放性

在多元化的消费社会中,设计在彰显个性的同时还应考虑与环境融合共生.由此,设计需要突破一元的、封闭的思维限制,具备多元的、开放性的特征,注重设计的灵活性、多元性与包容性.在消费社会视域下,设计要具有对人的开放性、对生产制造的开放性和对自然环境的开放性.开放性的设计要求产品在时间上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成长,在空间上能根据使用者和环境的需要而进行调整与再利用,进而实现人-产品-环境的和谐共生.     

社会责任观视角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

为更加全面地阐述审计风险的构成和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基于审计的社会责任观,对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社会公众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应在原有审计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注册会计师的社会责任风险维度,构建新的审计风险模型,即审计风险：审计客体风险×审计主体风险×企业利益相关者风险,同时指出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应以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作为审计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并以此为核心加强风险管理,以保护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风险法律体系：风险社会的法律应对

风险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的新发展需要相应制度变革的支持。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需要建立风险法律体系。文章提出了风险法律体系建构的基本思路：确立预防的法律理念;建立公益诉讼的法律模式;用风险归责替代传统的法律归责原则。风险法律体系不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替代,只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和谐校园建设

归纳和评介当前有关和谐校园概念的三种观点,对和谐校园进行定性分析,指出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公正民主、关系融洽、个体认可和适切社会应是和谐校园的主要特征,并就和谐校园指标体系的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社会治理路径下我国白领金融犯罪之防控

白领金融犯罪是金融领域内的管理者、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等利用职业便利牟取非法利益,对金融秩序及他人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目前,由于刑法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白领金融犯罪的复杂性、专业性等,我国白领金融犯罪的防控面临困境。综合性的社会治理手段多元、全面,在预防白领金融犯罪时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控制犯罪的滋生。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有助于探寻白领金融犯罪的多元防控路径及具体防控对策。     

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析建设“两型社会”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建设＂两型社会＂势在必行。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化时代,在经济领域,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会计信息占了经济信息的70%,因此会计信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文章首先概述建设＂两型社会＂的内涵,其次讨论会计信息质量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最后从信息资源的角度讨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对建设＂两型社会＂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信息资源的＂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学视角下和谐社会探析

通过对社会学与和谐社会间内在联系的厘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和谐社会的相关问题,分析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主要条件和主要机制。     

论环境友好型社会视域下的生态政治及其优化

分析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及面临的压力;提出了生态政治是解决生态危机和促进环境友好的必然选择,是优化生态政治及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