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巨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日趋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问卷形式获取相关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南京市农民工廉租房需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数、月平均收入、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主要结论：家庭人口数越多,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更强烈;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反的关系。     

我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阐析

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城市化在整体上由限制转入鼓励以来,各地方政府竞相推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化的个性方案。通过对农民工城市化宏观层面上整体判断,中观层面上体制制约因素,微观层面上农民工成本支付能力,以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性的阐析得出:成本支付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而在城乡统筹前提下的农民工自由选择权是关键。在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不应该制定功利性的目标和政策。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方面。基于2014年全国22个省市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通过描述性分析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情况和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住房状况较差,新、老生两代农民工体现出不同的住房需求和购房意愿,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具有积极的作用。     

居住分割、住房保障政策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

居住分割与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存在一个循环强化机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旨在实现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住房保障政策应具备促进农民工收入提升的功能,以使其退出居住分割与非永久性迁移的循环.实证结果表明,融合式的住房保障政策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保障房所在区位比住房条件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提升效应.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对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工资收入水平、流出地区农民收益差异、非经济成本、社会收益等影响农民工流动迁移决策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机理。     

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辑”,对21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