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

《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首先,《淮南子》在西汉初年最早引用《山海经》作为思想资料,扩大了《山海经》的影响,促进了其在汉代的传播。其次,《淮南子》中的神话传说不但在两汉志怪研究中值得注意,而且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淮南子》博大瑰奇的审美倾向,在先秦《山海经》和汉魏六朝地理博物题材志怪小说之间的美学传承上起了过渡作用。《淮南子》在先唐志怪小说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

"清"字在《世说新语》中出现八十多次,它既有道德内涵,更富有审美意味。作为审美范畴,"清"形成于魏晋人物品藻,它包含"雅"、"远"、"简"三层内涵。对人格之"清"和自然之"清"的赞叹,润濡了六朝以清真自然为美的审美情趣。理解《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是理解六朝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把钥匙。     

宗唐:《四六丛话》 的骈文艺术蕲向

关于《四六丛话》的骈文艺术蕲向,有"取法汉魏"与"推重欧、苏而薄徐、庾"之说。但是,将孙梅在《四六丛话》中关于汉魏、六朝、唐代、宋元各个时期骈文书写的相关论述综合起来看,孙梅认为唐代是骈文的极盛时代,他的骈文艺术蕲向或者说艺术宗尚,是唐代的骈文书写,而不是汉、魏或宋代以欧、苏为代表的骈文书写。孙梅之所以以唐代的骈文书写作为自己的骈文艺术蕲向,一是唐代的骈文将审美性与实用性合而为一,无六朝、宋代骈文之短而兼有两者之长,较好地解决了意义表达与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二是唐代骈文最能体现庙堂文学的格调。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论六朝志怪小说角色设计的悲剧性

六朝志怪小说的角色设计带有悲剧性的特点,其主要内涵包括无奈退却、被迫离散和从容赴死三个层面。这种角色设计通过完整的悲剧构架散发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其成因应归结为六朝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社会角色的扮演、长期积淀成的悲剧文化氛围以及文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悲剧美学谈片

悲剧美学谈片佴荣本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又可以称之为悲或悲剧性。它包括社会生活和文艺作品中展示的人生悲剧性所构成的一切悲剧审美形态。悲剧美学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人生悲剧性的现象存在及其本质特征，人生悲剧性的审美形态及其艺术创造规律、悲剧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理...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学术史的抉择

<正>《琼州学院学报》开设的《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专栏,包括本期已经四期,对以《古诗十九首》为中心所连带六朝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成果斐然,值得祝贺。主编邀请我来主持此一期专栏,惶恐惶恐!专栏此前的几期以我的汉魏古诗研究作为讨论中心,原本我是不应该参与的,学者理应专心研究,而不承担传播和接受的学术史责任。《琼州学院学报》开办的此专栏,截止本期,所发表的十余篇论文,确实很有特色。就其作者而言,多为青年才俊;就其作品而言,视角新颖,才华横溢。在我们面前,展     

从英雄悲剧到小人物悲剧——论巴金小说的人物塑造

<正> 解放前的巴金是一位悲剧作家。在小说创作上,他以人类之悲为己之悲,将无数人们的受苦、挣扎描绘出来,把普通的百姓和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之被黑暗势力所吞噬的情景表现出来,从而“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激励并推动人们起来投身到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去。从美学的角度看,他的小说大都是属于悲剧范畴的,故谓之曰“悲剧小说”。对巴金的悲剧小说,我不想袭用传统美学的悲剧分类理论去评判,而拟从主人公形象系列的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由此,我们从他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类情况:一是取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可以称为英雄悲剧;一是以普通小人物为主     

《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

<正>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如王国维所说: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①显然,《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正是从它那感人的悲剧结构中产生的。因此,站在现实主义美学立场上,从悲剧角度探求《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构想源于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由先秦“卜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演为后世“事不过三”，中国古代小说乃有了“三复情节”现象。“三复情节”萌芽于汉魏六朝，形成于唐代，宋元时的《三国志平话》至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使之发展到成熟，此后祖构者众。其美学意义在于体现了美的比例、尺度和节奏，合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     

生态美学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以生态美学的视角审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表现了对理想生态环境的审美追求及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景观,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资源,对当代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上的唯美追求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中国六朝时期抒情骈体赋的代表作品。文中的精华部分“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两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唯美追求:在抒情上追求一种具有心理美学特征的审悲快感;在构思上,呈现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以及为文意推波助澜的补笔。     

元叙事的变形:越剧莎士比亚悲剧《王子复仇记》

越剧《王子复仇记》以特有的唱腔演绎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为世界莎剧舞台增添了一朵绚丽的越剧之花.越剧《王子复仇记》采用写意性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精神,借助于越剧的唱腔展现了《哈姆雷特》中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将越剧唱腔之美拼贴入《王子复仇记》的情节之中,显示出元叙事的特点.这种经过拼贴形成的具有元叙事特征的越剧美,不同于作为话剧的《哈姆雷特》的美学形态,实现了在虚拟、写意基础上的审美叠加.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现代性视域中的王国维美学考辨

对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理解应该在现代性的知识学、价值学、本体论三个层面中全面地审视.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之知识学层面表现在学科独立论、审美自律论、美育自律论等;价值学层面表现在美育他律论、"审美功利主义"等;本体论层面可概述为:主张优秀的审美艺术之境就是一种对生存欲望与意志的超越之后所达到的悲剧之境,以悲剧审美、艺术为个体生命意义、价值的终极之源,以审美之悲剧化人生境界为本真人生样态.     

论王逸楚辞学的时代新义

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