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

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乡村建设派众多的"乡建"主张中,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最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内容主要包括(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乡村建设的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四)乡村建设的步骤:调查、实验和推广;(五)乡村建设关键:农民化等五个方面.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农村消费力的约束因素与提升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要注重激发农村消费需求，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发展受诸多因素约束，如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消费支出受限；农村消费环境亟须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消费结构层次较低，消费观念有待引导；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消费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破解农村消费力的约束因素，提升农村消费力，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科学消费观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相关法律保障。     

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动力机制溯源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党在乡村建设中树立典型,并赋予这些典型引导乡村建设的政治功能。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以乡村典型变迁为标志的发展史。乡村典型的产生是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来看,其产生的动力机制由四方面构成:(1)中国革命遗产提供了历史动力;(2)群众路线思想提供了理论动力;(3)乡村发展"锦标赛"提供了体制动力;(4)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提供了乡村典型不断更替的现实动力。     

制度、关系与乡村企业的发展——以浙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浙北地区的乡村企业发展为例,全面分析了在不同的乡村企业制度下,关系对于企业发展的不同影响,认为在乡村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关系不是一个单纯发生作用的因素,它的作用受到多方面制度环境的极大约束,这就为理解关系概念提供了一个特殊主义的案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现实问题与积极进路

我国乡村振兴目标包含着培塑乡村新文明、新风尚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现不仅要关注经济等直接外显性因素,还要关注内隐性文化因素的建设,通过移风易俗,实现对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培育,焕发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之文明新气象.基于"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两个取向,针对婚丧嫁娶、信仰等风俗,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移风易俗,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的开展仍存在不少问题,这要求多元主体共同解决,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的更好开展,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以下简称"战略")的全面落实,为我国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乡村振兴中,应强调传承、创新优秀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致力于建设宜居且生态环境美丽的乡村.而乡村文化振兴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直接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基于此,本文将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关于税改后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一个解释框架

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既没有成为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乡村两级组织在经历改革后自动撤退,使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也就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但乡村两级组织又不能不干事,于是,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做,也就是将软指标硬指标化,便成为了当下乡村两级组织职能转变中的一个现实选择.     

"三治融合"视野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机理与理想图景——基于湖北宜都试点的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经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颁行,"法治乡村"在政法话语体系中正式得以确立.湖北宜都试点表明,当下的法治乡村趋近于一种"治理型法治";法治乡村建设的基层创新机制...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乡村社会生态中的灰色强人

乡村灰色强人是指农村中介于违法犯罪的流氓恶霸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一类人。乡村灰色强人的表现包括妨碍村集体正当工作、侵占村集体利益,欺压本村普通村民和外来者。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社区领袖的缺位,乡村舆论约束软弱,县乡政治生态不良;防控乡村灰色强人的建议是培育社区领袖,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城乡移民与乡村重构

乡村越来越成为社会构件(social constructs)或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这主要源于西方人口的逆都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来自都市的中产阶级移民。同时,乡村"景观"正在由变动不居的人口重构持续重塑,并日益偏向都市消费品味。"殖民化"可以成为考察乡村表述及其变迁的有效的概念工具。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乡村非正式组织作为"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分工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发展等原因而得以再生。由此,通过对乡村非正式组织进行结构功能分类,探索乡村非正式组织建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可能路径。     

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研究——以龙胜各族自治县、雷山县、景洪市为例

乡村旅游质效提升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能较好地反映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耦合情况,本研究选取位于民族地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雷山县、景洪市三个县(市)为案例研究地,在探讨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三县(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三县(市)的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综合水平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表现出地区差异。景洪市两系统综合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发展较慢,雷山县乡村旅游质效提升进程较慢;(2)三县(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总体呈耦合协调趋势。景洪市达到良好协调水平,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雷山县处于勉强协调阶段;(3)在乡村旅游质效提升障碍因素分析中,经济效益是制约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雷山县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资源品赋是影响景洪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在乡村振兴障碍因素分析中,龙胜各族自治县障碍因子主要分布在产业兴旺维度和生态宜居维度,雷山县和景洪市则主要集中在乡风文明维度和治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