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理念变迁解析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政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影响或制约着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进程。政治理念是政治文明的潜在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从政治理念入手。通过分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五个理念变迁即政权合法性理念变迁、权力归属理念变迁、权力运行理念变迁、权力控制理念变迁、权力指向理念变迁。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度途径--TP P框架的权力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在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互动更为频繁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冷战结束后,美国凸显为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占据体系权力结构中心的单极权力国家。美国在强调凭借军事手段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发挥国际制度的权力作用。美国在有效发挥其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表现为具体形式的实体权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同时,强化了国际制度规则的构建和运用。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碑刻、族群、制度与地域：从墓志看元代北方基层社会结构之变迁

蒙古平金,征战20余年,北方遭受巨大摧残,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与重组。以《辽金元石刻丛编》为例,其中载录的金元墓志铭展示了北方地区普通家族在宋辽金元政权更迭之下的困境与抉择:一部分科举家族隐没衰败;另一部分传统诗书之家则改变策略,顺应蒙元仕进制度,家族利益得以维护;一部分金朝官宦家族积极配合蒙古,权力平稳过渡;同时,一批非科举晋身的新贵势力拔地而起,迅速成为地方力量掌控者。北方特殊的地理方位、政权之更迭、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等因素促成了这场基层社会大变革。墓志所呈现的家族地位变迁史,展现了蒙古本位下的民族大融合与族群互动、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相折射与影响。     

民族地区国家政权建设与经纪模型——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草滩村为例

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正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但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有其特殊性，因此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政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角度探析甘肃省肃南县大草滩村这一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从传统时期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云南少数民族群体"内卷化"与现代多样性演进——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各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历史上相对独立、完整地发展,由于低水平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易、宗族性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制约,形成了一种“内卷化”的倾向和发展模式。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工和组织结构的出现,以及外在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制度规则体系将逐步摆脱“内卷化”的束缚,与新的社会市场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相互影响、博弈、演进,向多样化的方向变迁。     

权力结构、关系型合约和中国社会型态的历史变迁

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决定着其治理类型,当一个国家是集权格局、权力缺乏制衡时,其往往会走向基于关系型合约的社会治理型态;而当一个国家是分权格局、权力得到有效制衡时,其往往会走向基于规则型合约的社会治理型态。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和社会型态变迁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结构对一国社会型态的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要走向规则型社会,就需要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依靠分权和制衡来抑制关系型合约的滥用,促进规则型合约治理的发展。     

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动力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解何种条件下和平变迁能够得以推进,依然是世界政治研究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平变迁的国际政治秩序有三个动力,可以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秩序构建过程,分别是规范的动力、理性的动力与制度的动力。战争是过去几百年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将来国际社会中和平变迁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如何在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中,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是值得中国审慎思考的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 ,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腐败历来与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力腐败的产生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其自身的特点内含着异化的可能 ,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为权力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必须从制度建设、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腐败进行遏制     

人类大文明略论

当今人类文明建设的实践,推动着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认识必须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人类大文明。人类大文明是一个极其复杂、十分庞大的系统,它由三大文明——生态文明、社态文明和个态文明构成。而生态文明又由天态文明、人态文明、地态文明(境态文明)、物态文明组成;社态文明则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构成;个态文明也由身态文明、心态文明、思态文明、行态文明组成。它们之间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整个文明系统不断发展进步。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

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内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了新的生态政治观点:生态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生态文明化。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观。生态政治的现实基础是生态经济,其主要内容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经济学强调生态规律约束条件下,对私有产权的超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

社会发展观与社会文明观具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从社会系统结构、社会文明结构、社会评价结构内在统一的视觉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和本质要求在于：在物质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坚持生产力尺度,建设物质文明;在精神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坚持人的发展尺度,建设精神文明;在制度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坚持制度尺度,建设制度文明;在生态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环境尺度,建设生态文明.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变迁的逻辑——兼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新时代引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从无到有、从地方分散试点到全国集中立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是适用的、有解释力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全球碳排放控制制度是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国际制度背景,中国气候外交是将国际碳排放控制制度转化为国内制度的桥梁。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特征三个方面。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动力来源于具有客观基础、受到主观影响的相对价格变化,变迁过程符合对主体的行为假定,受到锁入效应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在制定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时,需要考虑有关控制碳排放的国际制度,需要考虑我国在气候外交中能承担的支付能力以及在气候外交中体现出的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国内的相对价格变化、行为假定、锁入效应、路径依赖等因素。     

“虚弱国家”的形态和起源：以1988-2010年的缅甸为例

“虚弱国家”是指介于失败国家与正常国家之间的一种国家形态,政府履行公共管理的能力下降,社会结构涣散,国家内部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社会依然正常运行。新军人集团执政期间的缅甸,政府与反对派、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国内经济发展滞后,国际上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内忧外困,存在政治转型期间的新旧结构的冲突,多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这些特征使得1988-2010年间的缅甸呈现出典型的“虚弱国家”形态,其根源在于军人长期专政、多民族冲突和国际干预使得其民主进程受挫、社会分化严重、民主进程缓慢。处于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缅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学中的权力学说:一种比较视角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来源于国家综合国力,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其规范性与合法性弱于国内权力,具有较为多样的使用形式。国际权力与国内权力差异根源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场域差异,场域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国家权力:其一,场域的物质结构决定了国家权力在主客体、权力来源与目的方面的差异;其二,规则的效用与效力。国际社会中规则具有脆弱性,导致了国际权力的合法性、规范性受到削弱,进而权力的使用形式具有多样性。     

论建国以来我国婚姻制度的创制与变迁 ———《婚姻法》与中国妇女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

婚姻制度与规定婚姻制度的《婚姻法》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创制、执行与之后的历次修订,促进了中国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提升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实现了男女的和谐互动,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这个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的不同步性——制度设计可能超越时代,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旗帜,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滞后于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而发生改变,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一)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领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使人类在工业化历史阶段中创造的社会治理文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既是危机自中心向边缘转移的机制,也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汇聚的机制,全球化使这个机制有了更加充分的表现。这是后发展国家举起改革的旗帜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现实。全球化、后工业化突出了政府的领导地位,而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模式的全面重建中才能获得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来看,经历过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后工业化意味着服务行政对管理行政的替代。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是不能够被搬到工业社会中来的,在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行政模式是决不能够搬到后工业社会中去的,所以,服务行政模式的建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时代课题。     

世界观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改变

该文论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不同文明时期人们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世界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在不同的文明时期世界观是变化的。文中具体阐述了各个文明时期人们世界观的特点，并较深入地分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文明的发展与世界观的变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态文明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将达到很高的境界，这有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