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

<正> 明代刑法严刻,不仅表现在一些惨绝人寰的酷刑如凌迟等赫然载于律书上面,而且还表现在有多种的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明史·刑法志》载:“刑法有创立自明,不衰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对于“厂卫,”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廷杖作一粗浅的论述。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原中书省(承袭元朝的最高国务机构)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又设置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并创设了卫所制度,在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尤其是在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方面,设置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提刑按察使司等机构,专门负责司法审判等事。在这些机构以外,明代又设置了厂卫(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简称)镇压人民和官吏的特务机构。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

明代锦衣卫职守所施行的廷杖,历来为世人所唾弃。但在对明代廷杖的起因和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中廷杖这一酷刑在其随着历史进程演变当中所造成的种种结果,无不时时刻刻反映着明代皇权与官僚阶层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微妙关系。     

明代东厂新证三说

督东厂官校缉事,是明代宦官掌握的一项重要权力.一般认为,宦官刺事始于永乐朝.事实上,太祖朱元璋已开始用宦官刺察外事.成祖朱棣夺位后,营建北京,始正式建立东厂.正统以前,东厂"行事权"尚有限.景泰帝代位后,大大强化了这一权力.而复辟的天顺朝,却是锦衣卫权势大张的时期.成化初年,再命内臣领校尉缉事,东厂始为定制.     

荀子势论爬梳

荀子所谓势即权力、地位.荀子认为只有得势,君子的政治理想才能有效付诸实践,造福于民.势固然重要,然君子求势必以其道,宁不得势而不可失道,更不可趋炎附势.得势之人君,必须以道处势,否则民心不服,势则必去.荀子还主张势不可齐,势位、财富的等级看似不公,实则至公.荀子论势比法家片面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而蔑视仁义道德深刻得多.     

汉灵帝的文艺好尚与俗文艺取士

汉灵帝偏好新奇有趣的流俗之物,在文艺方面也是如此。在帝王权势作用下,汉灵帝对俗丽文艺的爱好逐渐转化成了两大政治举措:开办鸿都门学,招收擅长奇文异艺者;诏令公卿辟举鸿都门生。汉灵帝以俗文艺取士的制度性行为冲击了传统选官制度和主流文艺观,也引导和助推了文学艺术的浅易化、大众化倾向。当然,汉灵帝对"依经立义"的雅文学传统也有所继承。     

君道关系视角下的法家君主“ 大智冶论 ———以《韩非子》为中心

在法家那里,君道关系显示为:道对君有论证、规范和评判作用,君则应以道为依归,故而只有"体道"之君才是明君。以君道关系为视角,将法家"智"论的探讨聚焦于君主之"智"可知,法家主张"大智"。这种大智表现为,君主"去好去恶""虚静",保持客观冷静的政治头脑,从而成为一个颇富政治理性的政治人,进而合乎"道"地运用势、法和术,最终臻于一种合乎"道"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反对任何私人感情对政治的干扰。可是法家大智论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体道和守法几乎不可能。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盖县上帝庙

在古城盖州的西门里大街路北,有一座脊残檐损但雄风犹存的古老庙宇,名叫上帝庙. 上帝庙本名玄真观,又称玄帝庙,是因庙内供俸“玄天上帝(即玉皇大帝)”而得名.它兴建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经济政治高度发展的朝代,尤其是它的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是由起义覆元的农民领袖登上封建帝王之基,鉴于元亡的教训、明兴的不易,因而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惩戒贪官污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一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文选>"郑伯克段于鄢"一则中"郑武公娶于申"中的"中"应指西申,而非邑谢之中.中戎与中国有别.西申与谢中和西周之亡都有关系.又"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应为"邬"之误.     

厚积薄发 填补空白——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近日,何孝荣先生的大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5万余言,首先简要论述了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和考证了明代北京寺院的修建情况及具体演变,并深入分析了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的佛教政策、信仰等在其中的影响.     

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教育、监察、惩奖

廉政建设,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必然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这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亡,莫有例外。朱元璋虽是600年前的一位封建帝王,但其廉政建设的经验,颇有历史借鉴的意义,很值得后世重视。     

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

先秦时期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在春秋战国时又有着较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依附者——"私徒属"与"宾客"对其所依附的各级贵族的人身依附的减弱。具体来讲:私徒属讲求忠于主人,至死不贰,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以取得俸禄,宾客则无有职掌,有事差遣,无事闲处,仰衣食于主人;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尽忠于主人即是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方是最高理想。这种依附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早期国家的集权化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权的加强。     

话语结构中的权势隐含

本文基于电视心理咨询的真实语料,用语言学谈话分析的方法,考察机构角色、话语角色,话语结构中的话轮转换,相邻语对等特征与之内含的话语权势的关系。通过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指出"心理访谈"有别于一般的日常会话,它是一种具有非对等权势关系的谈话活动。话语权势不仅可以从上至下地实施,且可以通过特定的话语构架隐含其中。这种话语权势通常不被人们察觉,但它卻驾驭著人们的言语行为模式。     

西方病态社会的幽默演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其思想意义来说,是西方病态社会那种专制权势的实质性的体现,是军营众生间权势关系的揭示;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则是借助"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以充分展现其富于漫画式的艺术魅力.     

对外宣传翻译对话中的权势关系——也谈"福娃"的翻译

以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翻译为例,从理论层面就对外宣传翻译的特点和原则进行探讨,阐明对外宣传翻译对话中权势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外翻译是一种对话,应强调作者和译文读者在对话协商中的作用,考虑对话中权势关系的动态,从而可以兼顾有效交际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兼顾多种不同的场景.     

典制与事例:明中后期官员乘轿中的礼仪之争

轿子是明代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明初具有严格的乘轿等级制度,官员相遇时需要按照品级尊卑行避道之礼。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权势渐重,他们要求在礼仪待遇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官员乘轿时相遇回避的秩序本有定制,但因阁臣、言官、庶吉士等群体势力的崛起,他们试图打破旧规,礼仪冲突由此而生。明廷在典制层面始终坚持品级尊卑的回避原则,而这并不能适用于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活,导致当时官员大多达成按既有事例行事的默契。看似因典制与事例之矛盾引发的争礼事件,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权势角力。     

论韩非的限君守道策略

孔孟王道效法尧舜,君主与权势一体共生,皆出于仁义本位,君主受限于自发的道德耻感。对比孔孟仁政中的君主构想,韩非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施政于民的君主,则被斥责为专制暴政的肇始者。然而,韩非实际上将君主作为法治的首要对象,他以国乱之利害限君,以此使君主与权势相分离,并以法替代君主对权势的主导地位,君主欲得势就必须任法而行。韩非所说的势为自然之势,君主得势即是去其强力威势,而成为一虚静以待令的守道者,不可有任何逆道而动的行为。从韩非对君主所采取的限制策略上来看,正是以杜绝暴人在位为目标,其中使君主与权势分离而守中的主张,甚至潜含着废人治的现代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