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与近代中国风俗变迁——以近代上海公墓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均发生剧烈变迁,殡葬制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习俗制度,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浸润下亦出现前所未有的变迁。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最为典型的城市——上海,从西方公墓在上海的兴建,殖民者在公墓问题上与华人的冲突,以及在此影响下华人公墓的兴起与发展,均可探究西方文明对于近代中国人日常生活及观念转变的影响。     

移风易俗:近代上海华人公墓的缘起

上海开埠之初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习俗,然而传统墓地既不利于城市公共卫生,也不利于市政建设,故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沪上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和批判,民众丧葬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上海华人公墓由此得以兴起.     

推进管理模式创新实现墓园科学发展

大庆市净园公墓是大庆地区惟一经国家批准并注册的国家级规范化墓园,2003年经省民政厅年检又正式确认为合法公墓.从2004年起,净园公墓按照提升墓园文化品味,增加墓穴艺术含量的总体构思,在"环境园林化、葬式多样化、墓地艺术化、墓碑个性化"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为把公墓建设成现代公墓,实现了管理模式上的创新.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我国经营性公墓的经营状况与发展对策

我国经营性公墓的经营状况因地域人口分布、土地获得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诸多特征。近些年来,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公墓,都承受着经营与运营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与此同时,在经营中还存在着墓葬用地紧缺、墓地炒卖、保障制度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应对墓地价格普遍高涨,有效改善民生,应准确定位墓葬用地属性,兼顾公墓的公益色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并完善有关机制,创新葬式葬法,抓紧研究并颁行《殡葬法》予以保障。     

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以及"单位制社会"的解体,社区建设开始逐步展开.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是政府改革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果,但它仅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与职能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性没有社会性,并未改变"政社不分"这一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该体制已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     

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内涵、路径与启示

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实话题,也是谋划民政工作发展的重大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建构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路径.科学选择和正确把握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和谐社会构建——一个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政府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但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问题却是社会和谐的根本难题.市场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同时又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机制,但"市场失灵"又是市场本身难以自愈的症结.本文通过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审视,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应该从政府与市场均衡的角度全面把握,并从这一角度就当前和今后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解析.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和谐视野下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论略

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调问题.从法治角度审视,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均衡配置,达到二者的互动平衡,是逐步消解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关键;彰显和保障公民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规范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城市的接收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政策和官员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使民间业主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各类财产纠纷不断.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等三个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围绕战后劫余纱布应否返回民间业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乃至司法诉讼,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的社会公案.这次民间组织与政府当局的公开较量,政府当局虽机巧地施展"选择性用法"的手腕,蛮横地压制了三公会的合理要求,但也极大地暴露了其损人利己、与民夺利的真面目,使民间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当局产生了深深的离心倾向.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概念、模式和功能选择——对政府政务公开二十年的追踪研究

在中国,公共权力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机关和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拥有及行使的权力.政府政务公开是国家机关公共权力运行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实施二十年.二十年来,政府政务公开即公共权力的公开,不仅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全面发展,而且公开的概念、公开的模式、公开的功能选择都在不断深化.在重塑政府施政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设公务员队伍,优化政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了解政府政务公开发展的历史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探索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一般规律.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的策略性建构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道路,购买服务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实践.文章就以上海市嘉定区向社会组织购买助残服务为例,考察了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建构过程.以组织决策为分析工具,从双向视角探讨了购买服务过程中双方遵循的行动逻辑,采取的行动策略,建构的互动关系及伴随这些过程而产生的权力变化.可以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建构而非制度化建设,因而是较为脆弱易变动的,同时也指出现阶段的政府购买服务并没有削减政府的权力,甚至有可能会加剧其渗透的力度,成为一个国家权力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