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本文认为，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正确认识它的当代价值，必须从它的作用方面有所区别地具体分析。对西方发达国家，它具有文化交流的作用；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它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对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它发挥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这包括：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文中，作者对文化冲突论、文化本土化、文化保守主义等观点作了分析与批评。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知行合一”以新时代真“知”、真“行”、真“合”、真“一”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理论,创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丰富发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知和行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知行合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引知行合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动知行合一,用自我革命保证知行合一,用人民至上标准检验知行合一。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步入２１世纪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仅就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问题略表管见。 一、关于继承中国古代传统道德问题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应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国古代道德主要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它…     

略论中国传统司法的哲学理念

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传统司法特有的哲学理念,它包含了“天人合一”的天道人道观,君权至上理论,宗法家族本位,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以及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思想。这些法哲学理念,使中国传统司法为礼教所支配,道德伦理成为司法的指导原则。并且,司法制度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也与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司法迥然相异。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论袁行霈中国诗学体系建构

袁行霈的中国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叶,继承了以朱自清、林庚为代表的审美鉴赏一脉,以建设中国诗学为目标,围绕诗歌艺术魅力问题进行理论探求。一方面,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以诗史为基础,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中国诗论的传统再出发,并行于诗歌艺术史和诗歌艺术论两条轨道,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诗歌鉴赏中的主体感受,重视审美的情感沟通,用心理解诗人的处境,又从研究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精神的成长,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心艺相通的风格特色。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身心交关”视域下的王阳明哲学

身心、知行、内外、形上形下相贯通,构成了阳明思想的整体特征。阳明认为身心一体,心为主宰,身为功能,心之发用显现在身行,身行则是源于心之发用,心与身同处于一气连通的现实生活境域之中。"心-身-性-理"乃是一个通贯的整体,作为身、心和合而成的人,通过秉持性、理而成为天地万物的"宰者",此"宰者"对天地万物有一种不容已的道德责任感,致良知从根本上即出于这种"道德责任感",它是一种为"求自慊"的自然发动,丝毫不需要外力去推动。由知到行、由良知到致良知伴随着的是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属内,亲民属外,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体用不二。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君子人格与儒家诚信之德

诚信之于人的作用可以从人格的进路上予以见证。正义是古希腊文化的四主德之一,是基于诚信的法律秩序,正义人格就是以理智控制情感和欲望,保证心灵和体质的健康。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自觉的道德要求和积极的境界展现。儒家诚信之德的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是不同文化进行对话的平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因子,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来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利益和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就为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以简历造假为例,阐述了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原因,提出了缩小道德知行差异的对策建议。     

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探源

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源泉。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文化的优良传统来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荣辱观的道德指向,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荣与辱观念;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在传统道德体系和道德生活中都可以找到相关道德资源和道德元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强调培养良好动机的重要性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荣辱思想以及新中国建国以来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总结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试论晏阳初的现代民本思想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是他在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继承、发扬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民本思想。他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融合吸收了近代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在实践中赋予了传统民本思想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化系统改造的崭新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罗国杰先生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探索和学术贡献

罗国杰先生以研究伦理思想史之心得,总结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结构模式、基本原则,融通古今中西建构了伦理学体系并形成德性论思想,推动了当代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他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学术贡献在于:梳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源流,总括其内容,提炼其精华,把握其精神,分析其特点,研究其方法,继承、弘扬与创新发展;以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为重要基础和立足点,广纳不同学术资源,创新发展,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和新德性论;以中国伦理思想史为重要价值资源,创新理论、传承文明、咨政育人,创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秉承弘道立德、躬行实践之古学传统和道德精神,立德、立功、立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罗先生贡献给学界的一份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