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檜、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     

汪精卫与南社"代表人物"说

汪精卫的诗歌在民国时期颇有影响,因而他曾经被柳亚子称为“南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南社文学有其多方面成就和多样化特征,可以说不是任何一位社友所能代表的;但是从汪精卫与南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影响,以及汪氏诗歌的内涵特质来看,汪精卫确实足以为南社“革命文学”的代表。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论1931年西南倒蒋运动

1931年,胡汉民集团的孙派、胡派、粤系军阀联合桂系、汪精卫,在西南发动了一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倒蒋运动。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派系斗争的重大事件,对当时政局的变化影响颇大。本文拟对这场斗争发生的原因,倒蒋活动以及影响,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试评改组派的倒蒋活动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改组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系列活动,本文试通过分析改组派的倒     

冯玉祥敦促武汉分共“马电”有关郑州会议内容考释

冯玉祥敦促武汉分共“马电”有关郑州会议内容考释李良玉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１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等人，通报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敦促武汉当局迅速实行分共与宁方化除意见，一致北伐。按额目２１日为马日，故笔者称之为＂马电＂。在风云变幻的１９２７年夏天，东...     

也谈汪精卫叛逃与龙云

龙云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位彝族的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以后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在孙中山先生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并响应北伐.在革命失败后,龙云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曾有贡献.龙云先生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于1948年在香港参加革命,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建国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6月27日在北京逝世.龙云先生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习仲勋在“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生一百周年”的讲话),这是对龙云最中肯的评价.但龙云的一生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大变革时期,至今仍有一与龙云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影响着人们对龙云的看法,即: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时是经云南昆明飞往越南河内的.史家们在研究这一事件时,有人以为“龙云对汪精卫叛逃一事事前是完全清楚的”、汪的出逃得到龙云的保证;也有人认为,龙云当时对汪精卫的计划究竟知道多少,“非局外人所知”.为有助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龙云,作者试图从另一角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影响"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特点及诱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针对的对象类别、引发的后果等角度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探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物质性、价值性和社会性原因,是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平安广西"建设的内在要求.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     

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述论

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carP.Trautmann)调停为界,将叛国投敌前的汪精卫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基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虽然汪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缺乏信心,但他毕竟是以主战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不坚定的主战派;陶德曼调停开始后,汪以为中日战争有了“转圜”的余地,开始由主战变为主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和派首领。     

群体性事件与群体行为研究——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机制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行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的群体心理分析上,从微观机制分析较少.运用经济学中自主组织理论,从利益相关角度出发,对这类群体事件中的群体行为进行研究,分析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决定群体行为的是群体心理,而因为利益关系不同,群体行为的形成中,不同集团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试析北伐初期的“迎汪复职”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事务主要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负责，俗称三人为“三巨头”。刺廖案发生后，胡因涉嫌与刺廖有牵连被逼离粤，三大巨头只剩下江一人。此外，汪早年追随孙中山不无微功，个人又极具演讲才能，满口“左”的口号，使得汪精卫一时间成为广东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也深得苏联方面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汪精卫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各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中执委常委，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国民党的重…     

《侵权责任法》与群体性诉讼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集团诉讼并非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尽管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很少应用,但是,在现实中各种群体性诉讼或集团诉讼仍然大量存在,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各种体制和社会原因,集团诉讼的运作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而法学界及媒体对集团诉讼的期待与司法实践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在采用多元化和非诉讼方式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以三鹿奶粉赔偿为代表的救济模式.<侵权责任法>虽然并未涉及诉讼程序问题,也未对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作出具体规定,但是该法的实施必然会对侵权责任集团诉讼及纠纷解决产生相应的影响.今后,中国的侵权集团诉讼仍会继续增长,但不会被作为解决大规模侵权责任事件的最佳方式和优先选择.     

邓演达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1930年5月到1931年8月,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在上海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被蒋介石集团杀害,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国民党的左派领袖邓演达在武汉多方努力,计划联络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末能成     

“高、陶出逃”原因析

高宗武、陶希圣曾是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先驱”。1940年1月初，高、陶趁汪精卫赴青岛参加南北傀儡政府合流会谈之机，从上海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日汪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纳》，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史称“高、陶出逃。”究竟什么原因促使高、陶反水，出走香港，笔者以为：一、高、陶对未来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不满。高、陶自命为“和平运动”的元勋，故期望值很高，高宗武想当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陶希圣想当实业部长，但人事控衡的结果是周佛海系核心分子得势，高、陶只被委任为未来新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和宣传部长，放心生…     

论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嬗变

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其阶级的、个人的主观原因以及客观上日军的进逼和日本政府的诱降,使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发生蜕变,成为投降主义,最终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具有产生早、时间长、危害性大的特点。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的"堂斗"

二战以前,美国华侨鉴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遂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组成了众多的会馆、宗族及秘密结社.为捍卫本集团的利益,这些社团设立了武装堂口.这些堂口的设置为华侨社团的斗杀提供了一种暴力工具.早期华侨"堂斗"具有频率高、影响广、危害大的特点,其原因在于早期美国华侨特有的宗派意识和非法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