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我”和“吾”

上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各代词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学术界甚感兴趣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古今学者进行了多方探索 ,提出了种种见解 ,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1] 其中“我”、“吾”、“女”的关系更因胡适和高本汉的有关论著而成为问题的焦点。[2 ]1918年 2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吾我篇》和《尔汝篇》 ,[3] 首次较为全面地从语法角度考察了“我”和“吾”、“尔”和“女”之间的区别。其中关于“我”和“吾”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一 )“吾”用作主语、定语 ,不可用作宾语 ;(二 )“我”用作宾语、定语 ,有时…     

舜和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片断

<正> 尧舜禅让,“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千古传为美谈。在儒家经典中,舜被描写成为一个起自畎亩,亲耕亲陶,完美无缺的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根据《书经·尧典》的记载,舜在早年,家庭生活是很苦恼的,所谓“有鳏在下日虞舜,……瞽子,父顽,母嚣,象傲”,但他“克谐以孝烝烝”,宽容忍让,充分表现了他道德品质的高尚。象是他的弟弟,为人十分阴险毒辣,企图夺财娶嫂,完全是个反面人物。《孟子·万章上》篇记载说,“象日以杀舜为事”,三番五次地要谋害他的性命,他的父母也伙同一块来干坏事。例如父母叫舜去垛草,上到顶了之后,抽掉梯子,然后放火烧了草垛;让舜去掏井,别人上来后,接着就把井填掉了。(“父母使舜完廪,捐阶,     

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

(一)女真族的在史演变女真族是通过斯族的一支,它在中国北方诸族中,历史最为悠久;它的远祖,要推到商周时代的“肃慎”。“女真”、“肃慎”,古音相通。这一族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在两汉时,它会被称为“挹?”,在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他们的活动地区,魏书卷一百勿吉傅说:“国有大水,阔三里馀,名连末水,……南有徙太山。”据近人研究,速末水(或粟末水)即今松花江,徙太山郎长白山。旧唐书卷一九九??傅说:“东至於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     

中国古代文献新论

一、“文献”词义的嬗变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假孔子之口曰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矣。”吴小如先生认为 :“文”泛指各种文字记载 ;“献”之繁体字从偏旁讲为鬲属 ,鬲为鼎属 ,皆古器物名 ,多用以盛祭品。者 ,盛犬于中 ,以献祭祖先神祗 ,是会意兼形声字 (亦声 )。因疑“献” ,乃前代器物 (礼器、祭器 )的泛指 ,文献之初义正与考古学界之“文物”一词相近① 。吴先生此论甚是。盖器物作为“礼”的现象之呈现 ,体现了特定的礼义名数 ,是先哲观天察地…     

《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吾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卢振华、孙思白、陆侃如等在山东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论文报告提要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在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共提出了47篇论文,其中重点论文16篇,现先选择三篇重点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 卢振华副教授的《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性和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一文,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反映了新“士”阶层的利益。这样的士在春秋时代为数甚多,或隐身于各行“異业”之中,或厕身于农耕之列,与庶人崛起的士合流。孔子不满当时政治现状,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他的仁和礼学说也无不从反映新“士”阶层利益出发的。他的教育思想最突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先秦史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有无禅让制度一种较遍普的意见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一个禅让制度。例如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末期,在传说的尧、舜、禹之前,部落酋长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已很激烈,禅让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到了尧、舜、禹时代,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巾帼最早属殷商——说妇好、妇井

有殷一世,当推武丁之时为盛。《诗·商颂·玄鸟》称颂武丁功烈:“武汤孙子,武丁靡不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安阳殷墟出土十数万片甲骨多半是武丁时代遗物,以甲骨文材料刊校古文献,知古人所言武丁之文治武功不妄。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武丁本人为一有德明君,世称“高宗”,励精图治,为一代中兴之主;其次,武丁有几位贤佐辅弼,如甘盘(甲骨文中作师般)、傅说,皆社稷栋梁,家邦重干;再者,武丁内助之中,也不乏国器之才,如妇好、妇井,名声显赫,有功于殷。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说苑校证》校补(一)

《说苑校证》二十卷,向宗鲁先生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向著间有可商处,我曾作有《〈说苑校证〉订补》一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今复得若干条,兹敷衍成文,就教于学人。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禄仕之臣也。(君道篇　Ｐ16)按:若,今也,时间副词。吴昌莹《经词衍释》云:“曰若,发语词,犹言於今也。”章太炎《王伯申新定助词辩》云:“《盘庚》之‘若’当训此,此犹今也。”徐仁甫《广释词》“若犹今”举了4例,可参看。本篇后文云:“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言赵简子与栾激交…     

明季清初遗民逃禅现象论析

明季清初出现了一种遗民逃禅的社会现象。遗臣庄士遁入空门者不可胜记。清初学者邵廷采在总述这种现象时说:“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曾着重记述     

舜文化与九疑民风

《史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朝舜,便成为历代皇朝的重要祭祀被代代传递下来.虽然舜帝在九疑山生活了多久无法考证,但这里弥漫的浓郁的舜文化气息,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能比拟的.受舜帝及舜文化的强烈熏陶,九疑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逊让、仁孝、重教、笃祀.     

宋代辟举中的宾主关系

宋代的辟举制度使举主和被辟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用“宾主”一词来概括这种关系是比较恰当的。宾主关系的形成,使得举主与被辟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亦师亦友,关系紧密,在政治上同进退,相互奥援,对宋代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

(一)引论“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而言,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在我国古籍中,往往有“隐士”的记载,似乎“隐士”的存在是十分古老的.据皇甫谧《高士传序》云:有“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后汉书·逸民传·序》也说,舜时有隐逸之北人无择.孔子生活的时代,据说还有他崇敬的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及仪封人、狂楚接舆等隐士.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隐士”呢?今天看来,除战国时期已有隐士阶层的初步形成期的萌芽型隐士之外,春秋时期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隐士”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夏、商、周三代不存在官僚制度,也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这时的官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宗法制度而确定的,一经确定,各级官位都是世代相袭的.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根本不存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和不愿意为官作吏的情况存在,从而就决不会有隐居不仕的隐士产生的土壤.     

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

本文尝试用信息量和认知处理策略来解释汉语中多项定语的排列顺序。首先从语义聚合角度描写定语的排序规则：“对立项少的定语＞对立项多的定语”,并从信息论角度进行解释,得出新的规则：“信息量小的定语＞信息量大的定语”。接着从信息加工难度和认知处理策略角度进行解释,得出更为概括的语序规则：“容易加工的成分＞不易加工的成分”,并用以解释部分主谓结构、同位结构和能愿动词连用,以及汉语和英语中姓名等的语序问题。最后,讨论从这项研究中抽绎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蕴涵：（１）描写和解释是互相推动、交替上升的;（２）为了更好地理解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可以从数据结构的角度重新加以认识     

《楚辞》“余”字别解

“余”在古汉语中一般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但《楚辞》中的“余”,又作连词“而”解,这却为人所忽略,不可不辨。兹举《离骚》中的几例: ①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②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③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例①中“余”连接“忳”、“郁邑”和“侘傺”,这三个形容词并列,都是形容下句“吾”悲伤的样子。若将“余”解为“我”,则三个形容词断隔不连,语意不畅,且与下句之“吾”重复,而解为连词“而”则甚顺。同样,例②例③例④中的“余”均应作“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