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晚年诗的积极意义

一提到苏轼晚年诗,人们往往有一些笼统的看法,认为苏轼晚年再度被贬谪岭表海南,“佛老思想成为他晚年的主要精神支柱”;写了全部“和陶”诗,他的诗消极的多,积极的少。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诗人晚年居惠居儋期间创作了大约四百多首诗歌,在他一生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诗歌的题材内容开拓了从来没有的新领域,思想上更加关心人民,在同情人民方面表现了从没有的进步性,艺术意境气象高迈而奇肆,表现了诗人     

苏轼“平淡自然”论及其艺术审美理想

20世纪以来，关于苏轼平淡自然艺术理论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基本是围绕着苏轼晚年趋于平淡自然风格的追求与他大量的“和陶诗”来谈的。实际上苏轼的“平淡自然”艺术思想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里从时代风尚、艺术创作、人格境界、情感守护以及人生艺术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苏轼的“平淡自然”的艺术思想。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论苏轼寓惠、儋“和陶诗”

苏轼的诗歌创作极为繁富,随着仕途升沉,他的诗歌风貌也不断变化。南宋诗人王十朋评他的诗时说:“再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奇(《游东坡十一绝》),就阐明苏轼在政治上越遭受打击,而诗歌创作成就越高的这一特点。苏轼晚年在惠州、儋州的“和陶诗”就是其艺苑中的一朵绮丽之花。作为一项有意识的艺术实践,“和陶诗”生长在陶渊明开垦的处女地上,浇灌的是苏轼的汗水,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论婉约派词人秦观

秦观是北宋著名的一个词人。由于在当时剧烈的党争中,步趋苏轼,表现了保守而又近乎中立的态度,所以一生仕途极不得意。他的后半生和苏轼一样,屡遭贬谪,晚年更被放逐到极南的广东雷州地区。但是,他却缺乏象苏轼那种乐天知命,旷达不羁的胸怀,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常反映出一种蒙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深深的悲哀。在当时的文坛上他曾被人目之为“苏门四学士”中的一个,但他在词的创作上所走的路上却与苏轼回     

从苏轼的散文和诗看他的政治态度

苏轼的一生(1036—1101)是曲折和复杂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1069年)到晚年被赦北归(1101年)为止,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被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有时遭受新党的打击,有时受到旧党的排挤;早年被贬黄州,晚年又再贬岭南。在政治上,他总少有适意的时候,以“一肚皮不合时宜”渡过了漫长的一生。要了解苏轼迁徙流离的一生,首先就必须了解他对变法的态度,因为这一政治事件的开端关系到他以后一生的政治生涯,导致了他不幸的结局。因此,我们首先就必须谈谈变法的问题。     

苏轼的徐州书简

读苏轼的“醉中走上黄茅岗”、”簌簌衣巾落枣花”等诗词佳句和《放鹤亭记》等散文，我以为除了抗洪的七十多个昼夜苏轼是辛劳的，其余的日子他是轻松欢愉甚至是疏狂的。可是，读了苏轼写的许多书简后，我才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是多么片面和肤浅。     

秦观词浅论

秦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因受知于苏轼,被列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诗、文、词都有名,在“四学士”中地位仅次于黄庭坚。特别是他的词,艺术成就较高,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推为当代词手,而且人们公认黄不逮秦。他是婉约派大家,与柳永并称“秦柳”,又与周邦彦并称“周秦”。冯煦甚至认为他是李后主以后成就最高     

苏轼拘泥形似的艺术批评初探

对苏轼的形神观,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重主观美、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一种认为他重神似,也重形似,重主观也重客观。前名显然是一种误会,后者更接近苏轼真貌,但忽视了苏轼在艺术批评上拘泥于形似的局限。这局限主要表现在苏轼文论中的“理”上。苏轼“理”的内容,主要指事物客观规律。在理论批评上,苏轼十分重视“理”的掌握和表现,强调“循物之理”,以“理”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不乏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不过,艺术的“循物之理”,是有所取弃的。它要循的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地去遵循。苏轼的“理”,正有一切循乎自然的自然主义色彩,对艺术所应表现的客观事物本质规律和不属艺术所应表     

试论苏武的“和陶诗”

苏轼的一生曲折而坎坷,晚年贬窜岭南,是他政治生涯中颇为不幸的一段。在这期间,苏轼虽贫病婴身,居无定所,但仍写了400余首诗。在这些作品中“和陶诗”约占1/3,是我们研究东坡晚年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人生哲理、艺水追求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和陶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些探索,并进而寻究“和陶诗”出现的政治气侯和社会背景,诗人特定的内心活动与特殊的艺术追求,这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轼或许不无裨益。谬误之处,识者匡之。 一 苏轼最初写“和陶诗”是他在扬州知军州任时,据诗人所述是“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之际,但他真正“尽和陶诗”,却在贬岭南后。这些“和陶诗”内容十分复杂,涉及面也很广泛,把握起来难度较大;倘换一角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     

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

<和陶诗>反映了苏轼晚年的心态,他沉痛地检讨自己未能及时醒悟,下决心晚年师范陶渊明.他晚年彻底厌倦政治,揭露官场的丑恶,而对黎民百姓和亲朋好友却情深如海.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晚年内心充满着极大的矛盾.     

浅析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斗争的论述

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和平议会斗争有许多重要论述。但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许多人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形式的成功经验为根据,把暴力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否认和平议会斗争的形式。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和平议会斗争方面的论述,或有意回避,或提出所谓“晚年恩格斯反对青年恩格斯”,甚至认为晚年恩格斯是“议会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和学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     

苏轼政治思想管见

长期以来,不少文学史和研究苏轼的文章,都认为苏轼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从进步到保守再到进步的转变,其根据是:苏轼在宋仁宗时积极主张改革,但到神宗时,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神宗死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积极“维护某些新法”;并且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他政治地位的升降.反映了经济地位不稳定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这是不符合苏拭的思想和历史实际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论苏轼和他的创作

到目前为此,对苏轼的评价有两种极端不同的意见。过去,曾经有人认为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之一,甚至把他和杜甫并列起来,说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本可超越的;最近,有人在反对这种意见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对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动的。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来自对苏轼政治态度与政治生活的不同认识。     

苏轼转变词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苏轼所谓“自是一家”小词并非《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转变词风是从离杭赴密时开始的,他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是一个标志;苏轼的“自是一家”说是在其探索期、发展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是一家”不仅仅是“豪放”一家,“豪放”二字不足概括多种姿态的苏词。     

为苏轼鸣不平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短文,文中谈到苏轼给王安石“续诗”的故事。有一天,苏轼看到了王安石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为这跟菊花的实际情况不符,于是提笔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为了要用事实教训苏轼,就利用职权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适值“重九天气,连日大风,后园里的菊花纷纷落叶”,目睹此景,不禁为续诗的事     

苏轼诗学观平议

本文对苏轼的诗学理论作了全面的评析探讨,认为他在诗歌特性、诗歌的社会功能、以及诗歌的韵外之致和“变”“静”意象方面都有独特建树。苏轼完整的诗学体系革新了北宋诗歌风尚,充实、发展了传统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