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

东晋南朝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盛极而衰．而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他们在宗教哲学、审美理论、文学创作、艺术活动等领域却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因此，探寻江南士族的心态嬗变，对分析江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的历史根源无疑具有探本溯源之意义。本文指称的江南士族包括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的吴姓士族。他们在文化趣味和精神风貌上均有相似之处，但各自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却不尽相同，对此需作分别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晋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东晋太兴四年末,晋元帝因皇孙司马衍的出生,改年号为“永昌”,这是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晋室南渡之后,江东政权主要操纵于门阀大族之手,晋元帝通过刘隗、刁协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尊君明法的举措,但这加剧了东晋初年政治中皇权与门阀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南北士族的不满。永昌改元这一举动,表达出晋元帝树立君主权威、突破门阀政治格局以及试图取得东晋政治主导权的意愿,但触及了门阀士族的底线,成为引发王敦之乱的导火索。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西晋是在民族矛盾激化中灭亡的。自此直至淝水之战结束,建立在南方的东晋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一直是民族矛盾。 但是,在东晋内部,又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般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士族地主本身之间的矛     

南朝玄儒消长初探

<正> 玄学是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玄学一枝独秀。东晋的玄学家们虽然在理论上无所建树,但他们身居显职,口吐玄虚,手挥(?)尾,大扇玄风,以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瓦解,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玄儒消长是南朝思想文化变化的必然趋势。刘(?)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变化如此,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也莫不如此。当门阀士族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玄学也就逐渐地丧失了它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构与解构: 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元嘉政局

刘宋元嘉时期的政治局势反映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巨变,由昔日司马氏垂拱,王、庾、桓、谢等门阀士族轮流当政的局面演变为新的皇权政治。元嘉三十年间,君相矛盾冲突激烈;东宫太子、宗室诸王势力膨胀,土族地主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亦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及刘宋与北魏的战争、北强南弱局势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魏晋士人生活的一面镜子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士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第一,它记载并表彰了一些正面人物的言谈行事。如:317年,王导拥立琅琊王司马睿称帝,造成了苟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并提出“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号召人们以国事为己任。在《简傲》篇中,作者写嵇康面对当时的政治高压而     

临沂士族与民族文化

秦汉魏晋时期，临沂士族人才辈出，使该地区成为居全国领先地位的高文化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和浓重的学术氛围，尤其是色调各异的楚文化和鲁文化的交互影响，铸就了古临沂独有的文化特征。及至东汉、西晋末年，北方连年战乱，部分临沂士族徙居江左，他们不仅在东晋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显要角色，而且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南方经济的开发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

东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了“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价值趋向,而《维摩诘经》 中倡导在现实世界寻找佛国净土,鼓励在家居士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东晋士族文人的这一普遍心态。无 论是张湛的“至虚”学说,还是《世说新语》中东晋士人的双重人生态度,都可以视为维摩在家居士思想的 诠释。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重论孙恩、卢循起兵的性质

重论孙恩、卢循起兵的性质赖红卫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兵，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被定性为农民起义而被大加歌颂，到现在仍未改变。实际上，不论从其起兵的历史背景还是从其原因、后果等各方面加以分析，这次起兵都不可能是一次农民起义，而是一场由士族地主领导的反晋...     

文治与中兴:唐代士族之再评价

士族问题,素为习史者深论,惟觉士族影响唐代政治颇受低估。本文以中枢政治为主线,以文化传统为背景,讨论士族盛衰,间及地域、文治、朋党、方镇等。细微之处,不敢尽袭前人,论断不当,尚祈方家指正。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