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天人之学认为天地是人的本原,人与万物具有平等的存在意义,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构成相为相济的整体。人既利用万物又当保持自我节制,万物于人不只有实用价值,更有审美与道德上的意义。顺应自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主张在理解和尊重物之自然的前提下,人力的施为与物的存在特性和发展方向内在一致,顺物之自然性而为且不突破物所能容受的限度,人力顺应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放纵人欲会过度耗损自然资源,伤害人的生命,败坏人的德性,造成社会纷争。凡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人当尊重、敬畏自然,扬弃与万物单纯的实用关系,恢复与物的全面丰富的关系,顺应自然而为,而节制物欲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先秦道家天人之学及其现代价值——兼论先秦道家对社会伦理的弥补功能

先秦道家天人之学的核心是天人归一、道法自然,提倡返朴归真。作为一种回归式的思维方式,道家天人之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内心体验,这一特点影响了其后中国的信古仿古传统。另一方面,道家的天人之学旨在拯救人类业已丧失的自然本性,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具有弥补与拯救伦理危机的地位与功能。先秦道家天人之学对现代社会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在秉承道法自然基本规律的同时,我们更应对其加以创新性阐释与发展,创建新时代的天人之学以挽救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     

天人语境下的中国伊斯兰哲学初探——以《重建礼拜寺记》《来复铭》为线索

中国哲学集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性于一体,博大而精深,其中的＂天人之学＂更是内涵丰富,底蕴深厚,是理解和体认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与中国哲学同为东方哲学的伊斯兰哲学,则是秉承多重文化于一体并有自我建设和发展的一种哲学形式。穆斯林入华之时,伊斯兰哲学的思辨方式是其精神领域的主要指导原则;穆斯林留居中国之后,中华文化开始浸润穆斯林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判断。在此情况下,中国穆斯林意识到在坚持信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援引和介绍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哲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并认识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进而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重建礼拜寺记》和《来复铭》就是这种尝试的较早例证。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柳刘天人之学及其人性论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刘禹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上亦不乏卓见.他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神灵之天产生的原因,批判了天命之天的荒谬性.柳宗元的道德本有论与刘禹锡的人性善恶二重论在中国人性论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哲学上的成就影响着其后中国哲学的发展.     

论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

孔子的天人关系中虽然还有一定神秘色彩,但是人文德性的认识乃是其中主流.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予以了真正完成.     

先秦儒道的“天人之辩”及其当代价值

道家顺天而化、道法自然的价值理想及其强调对自然“制、用、使、化”而达返璞归真的理论主张,对解决当代物欲膨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惑不无裨益.儒家天人相通、修其天爵的人生诉求及其尽心知性、参赞化育的道德标杆,对找回早已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价值理性支点、复归异化的人性本质,也特产生重要的精神启迪作用.总之,先秦儒道“内圣外王”之理性诉求、“生生不息”之人性光辉、“内在超越”之研究理路、“实事求是”之思维风格及“继绝开新”之终极关怀,必将以特有的非凡气度与民族情怀融入世界文化洪流中,经过特殊的现代化、世界化的文化洗礼和实践改造而积极发挥其鉴往知来、开拓创新的引领作用.     

汉代审美意识的嬗变:从“天人之美”到“人和之美”

从现存可见的文学艺术来看,"汉代的艺术是人的艺术";汉代的思想是尊重人重视人的。"天人之美"主要是西汉时的美学风格,也是汉儒阐释"六经"的美学追求;"人和之美"涵盖了东汉中晚期的艺术特征,是文艺走向自觉的开始。如果说,汉代人对经学的阐释是发现自我,那么汉代书法就是汉人与自然的真正交流见证。人的自然化、自然化的人,二者水乳交融却是以汉代审美意识的整合开始的。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董仲舒事实上与荀子一样都是性朴论的代表。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历史惯性,已受到多种质疑。以性有善有恶论或性善情恶论或综合孟荀论来说董仲舒也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子人性论的概括难以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性朴论肯定初生人性包括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初生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成为恶。正如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一样,善出于性,性中含善质。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荀子的性恶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从“荣誉之爱”到“权力欲”：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罗马公民伦理和政治的态度非常地复杂，他一方面揭露了罗马人在内战和扩张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他们为国献身的美德。鉴于奥古斯丁的这一矛盾态度，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笔下的罗马是一个悬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非善非恶的政治空间。然而，这一深受政治自由主义影响的经典解读，近几十年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们不仅从总体上拒绝对政治领域的世俗主义理解，而且特别反对把罗马的形象进行中性化处理。本文基本赞同第二派学者的观点，但会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展开论证。具体地说，本文将直接切入罗马公民德性的核心原则，切入罗马人在公共领域行动的终极动力，对《上帝之城》第五卷的“荣誉之爱”概念展开一种“个案分析”，通过探索该卷关于荣誉之爱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论述之间的逻辑关联，重构出这种爱是如何从自身内部产生出一种辩证运动，由原本维护公民德性的积极力量，一步步地“自我解构”为作为德性之最大破坏者的“权力欲”的。而通过对这一“堕落的辩证法”的全程重构，本文亦将揭示出在奥古斯丁眼中，以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国家的伦理与政治，在终极层面上的无根基性。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人性的关系性——奥古斯丁论人作为“形象”

从“形象”入手理解人性是奥古斯丁自我学说的核心进路。他不仅突破了希腊教父关于“形象”与“相似”的解释范式,以及希腊哲学中的“与神相似”观念,而且提出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然人性论”的“关系人性论”。在奥古斯丁这里,“与神相似”并不是人性之本质性的自然实现,而只是人性之关系性的自由展开,并不意味着在本性意义上成为最真实的自己或成为神,而只是意味着成为形象与原型之间的动态关系。被造为上帝形象的个体不可能不追求与上帝相似,不可能不始终面临相似与不相似的张力。奥古斯丁的关系人性论,对中世纪和现代哲学的人性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解释学的两种类型: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作者认为,无论是以伽达默为代表的当代解释学,还是其所试图超越的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太为代表的启蒙解释学,尽管差异很大,都可以看作是为己之学,即其目的是解释者自己(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的自我认识,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作者在这里则试图提出一种目标不同的解释学,即为人之学.这种解释学的目的主要不是自我理解,而是要理解他者,而且不是为了自我理解而理解他者,而是为理解他者而理解他者.而理解他者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找与他者行为处世的道德方式.     

中国古代字母之学的兴起与唐宋时期的字母之学

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字母之学的兴起与发展的情况,重点评述了唐宋时期字母之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和讨论了它们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