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思巴字——特别是关于e和é字母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特命西藏出身的喇嘛八思巴国师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能把当时在元朝统治下使用的诸语言用同样方式书写出来的表音文字。它作为国字于至元六年(1269)公诸于世,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地消亡了。用这种文字书写的现存文献虽然很少,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在语言学方面,还是在文化史方面,该文字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其实,拙著《标记元朝秘史里蒙古语的汉字之研究》(龙文书局1946年昭和21年)问世以前,我就十分关心该文字的研究,遗憾的是,有关这个方面我仅发表了一些片鳞只爪的论文。     

藏传佛教初传北京及其历史影响

以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随忽必烈入住北京为重要标志,藏传佛教传入北京。至元七年(1270),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始建,成为北京乃至于内地最早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与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理相伴而生,是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具体体现,对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为北京地区的宗教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北京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关八思巴事迹考略

元代第一任帝师八思巴,是历史上一个著名人物,有关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已经很多。但笔者感到有些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例如,关于忽必烈敕封八思巴为帝师的起因以及帝师制度的历史渊源;敕赠八思巴的封号、谥号和印章;元代专门教授八思巴字的蒙古国子学校和帝师寺,等等。对这些问题,不少文章和论著虽有涉及,但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论述难以令人疑窦尽释,仍需做进一步探讨,因而试作考略,以为引玉之砖。     

《蒙古方体字——八思巴文》选译:序·导言·结论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86年出版了阿·达木丁苏荣(A·aMcyp)的《蒙古方体字》(Mo)一书。全书计228页,收碑铭13个,文献7件,牌符4个,印章2枚,西藏所藏印章16枚,用八思巴字书写的蒙古、突厥,阿拉伯、汉等多种语言的其它资料8件,是迄今为止蒙古学者用蒙文写作的第一部八思巴文专著。作者对八思巴文进行了文学、语法学的分析。鉴于这是蒙古学者对八思巴文首次较系统的论述,因此引起我们的兴趣.中蒙人民有传统的友谊,近年来两国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我们翻译介绍此书,目的就在于为推动两国学界间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作出努力。本书分序言，导方，第一章，八思巴字规则 语言特征 正字法 语音和词法，第二章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物，第三章，西藏的八思巴字文物，第四章 八思巴字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汉语的若干其它文物，结论，缩略语表，俄文内容提要，书目等部分。这里先刊出序、导言、结论三部分，以提供学术信息，以下译文中圆括号注为原注，方括号注为译注。     

《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有关元代帝师寺与蒙古字学的一点佐证

<至顺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该书记载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以及镇江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情况.从其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八思巴创造的蒙古字学已推广到郡一级.这些都对藏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文书中经常见到这么一个句子:’üéledu·esu mud(其单数形 做 他们式mun)basa’üluu ayuGun(其单数形式为ayuGu)“如果做,他们岂不怕?”在元 又 不 怕代汉语“白话”翻译中,把此句译作“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译文难懂,加上在现代蒙古语里这种句子结构已不存在,学者们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ülu’u的理解上。尼古拉·波普(N·POPPE)教授在其专著《八思巴字蒙古     

明代中央和西藏地方帕竹政权的关系

一、帕竹政权的第司是十三代还是十一代自元太宗窝阔台开始,西藏地方已正式纳入大元帝国的版图,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则是受元朝皇帝扶植的萨迦政权。萨迦政权自八思巴于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在萨迎寺没立喇让,任命本钦算起,至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公元一三五四年)被噶举派的帕木竹巴万户长强曲坚赞推翻为止,前后共计八十九年,经历了六代法     

青年藏学博士王启龙,谱写“第二敦煌”新篇章

藏汉自古是一家!唐代的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美满姻缘,成为佳话传诵千古。而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于元代。此间,促成西藏归顺祖国的藏族有识之士,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帝师、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研究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彰所知论》研究之一——藏汉文版本及相关问题

王森先生谈及元朝帝师八思巴(1235—1280)时曾经说过:“八思巴著述三十八种,其中以元太子真金所说的《彰所知论》最为流行。”《彰所知论》的版本,可见的一般有藏文、汉文和蒙文。汉译本是《彰所知论》作者八思巴帝师之弟子沙罗巴(1259—1314)所译,收入汉文大藏经。凡二卷,共分五品:第一是器世界品,详述须弥山说,即四大洲等传统的佛教世界观;第二是情世界品,叙述地狱、饿鬼等六道说,转轮圣王之起源,印度佛教之兴隆,释迦尊者之世谱,进而叙述吐蕃、蒙古之王统世系与佛教传播之状况;第三是道法品,将修行次第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五     

八思巴《致王子只必帖木儿之教诫·宝鬘》的写作背景及内容

八思巴在元代为蒙古皇室成员撰写的一系列重要的书信是研究元朝历史以及蒙藏关系史的珍贵史料。1266—1278年八思巴曾为蒙古王子只必帖木儿撰写多封书信,收录在《萨迦五祖全集》中的《致王子只必帖木儿之教诫·宝鬘》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封,结合了世俗与宗教两方面内容,具有教诫性质。文章通过对此书信的历史背景、内容、特点等的简要阐述与分析,认为该书信对于了解八思巴"政教二道"观与当时的蒙藏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乌拉

“乌拉”这个名词在蒙古语、满语和藏语中都有,是差役的一种称呼,源于突厥语。汉文记载中,最早见于唐人慧立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傅》,写成“邬落”;在元朝译作“兀刺”,管理这种差役的人叫“兀刺赤”。“乌拉”原来的内容是指驿站上供应来往使臣、客商乘骑的马匹,后来引申为一种差役或多种差役的名称。在蒙古族地区还是指支应马差,但已不限于驿站上;在东北地区,清代有一种专门     

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

公元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过了四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1272年改称大都,今北京)登上皇位,建立了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元朝。元朝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联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实行了许多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起用大批外族人担任中央王朝的高级官职。当时在中央王朝的高级官员中有花剌子模人,回纥人,维吾尔人,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汉人等。有没有吐蕃人(藏族)?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八思巴。     

昔日万户府 今地在何方

在西藏自治区,元代和明代曾设立过万户府,厅户长作为基层的官吏,也由中央朝廷封任。元代在西藏的十三个万户府。《萨斯迦世系史·德格版,第九十页下》中这样记载:“皇帝(忽必烈)谕曰:以土蕃十三万户委付于八思巴以为其首次传授佛法的供奉。每万户,     

十三世纪以来的西藏封建农奴制

一 西藏农奴制的确立时期。13世纪中叶,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驻凉州(武威)时,与萨班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即萨迦第五祖罗追坚赞等于1247年在凉州会商好归顺条件,得到卫藏僧俗农奴主首领的一致赞同,从此元王朝在西藏地方委派官吏,驻扎军队,征收赋税,实行有效的管辖,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八思巴致忽必烈新年吉祥贺词初探

八思巴是西藏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藏族著名的佛学家,是藏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又一伟大的政治宋、学者、诗人,是元代历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八思巴于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公元1235年)3月6日出生于叶如(?)昂仁的鲁孔地方,阳铁龙年(公元1280年)11月22日卒于萨迦拉康拉章。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等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无可估量,意义重大而深远。他在完成西藏归顺蒙古汗国进而加入祖国版图的事业中所做的贡献更是与日月同辉,有口皆(?)。正因为如此,对八思巴及其历史活动,国内外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在藏文史料中,有关八思巴的文献最多最全,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文种的记载,系研究八思巴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笔者还无力全面地介绍和评论藏文史料中的有关八思巴的记述,现仅对《八思巴致忽必烈新年吉祥贺词》(以下简称《贺词》)的信件作个初探。     

波兰中央档案馆馆藏金帐汗国君主的一篇回鹘文圣旨

现藏于波兰华沙中央历史文献档案馆的这篇圣旨是1393年由金帐汗国君主脱脱迷失写给波兰-立陶宛国王约盖拉(Jogaila)的,圣旨共25行,圣旨的右上方有红色印章。本文对圣旨进行拉丁文换写、转写、翻译和注释并介绍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     

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

元朝为了统治全国的政治需要,大力推崇佛教。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帝师。以后,萨迦派的高僧连任帝师,首领全国佛教。忽必烈本人和许多皇族成员,都曾师从帝师,皈依了喇嘛教。在忽必烈的倡导和影响下,许多达官贵族都成了大喇嘛的信徒。作为元朝政权重要支柱的不少维吾尔贵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为喇嘛僧。 维吾尔古称回纥、回鹘、乌纥、乌护、韦纥、袁纥等,元代史籍上也写作畏兀儿、畏吾、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下)

二十三、何敏何敏即上文所载的何锁南普之子、何铭之弟,父子三人皆充任使西番使者,亦属罕见。明政府的这一安排,显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何锁南普曾任元吐蕃宣慰使,何氏家族在藏族地区是有影响的。宣德初,松潘卫军人激变生番,发生松潘之乱,何敏的出使活动,即自此始。宣德二年五月丙午升行在鸿胪寺丞何敏为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敏习番语,始由通事进。至是命与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宣宗实录》卷28)     

元代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藏历第5饶迥金虎年),萨迦(sa-skya,《元史》作萨斯迦)地方势力和元朝廷所派蒙古军队,攻破扰乱地方的止贡派(vbri-gung-pa,《元史》作必里公或迷儿军)政教势力的大本营,烧毁其根本道场止贡替寺(vbri-gung-thil,地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直孔地方),杀死僧人一万余名,成为元朝西藏地方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藏史称此次事件为“vbri-gung-gling-log”(止贡之变,或止贡寺之变)。     

“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