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雅俗观论析

“雅与俗”是由文化积淀而成的一组价值范畴,在今天的文化建设进程中亦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本文对“雅与俗”概念的历史演进状况作了梳理,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辨析。指出“雅与俗”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知识阶层文化和民俗文化,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二是高雅与低俗的对立,是正直高尚与卑下丑陋的分野。     

中国现代语文规范化的理论和实践论析

中国现代(五四至建国前)语文规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两个特点——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通俗化和以普及教育、方便民众为宗旨的大众化.这两个特点是我们理解和评价中国现代语文规范化运动的基本点.一、由俗变雅和从雅到俗:语文演变的二律背反语文变化其实包含着二律背反的方向:一是由俗变雅,一是从雅到俗.     

中国现代文学之雅俗略论

雅与俗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有时也扩大为文化概念,谓雅文化、俗文化,因为审美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雅和俗在本质上,是社会不同的文化层面表现出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因此,雅与俗也具有相对性。雅的精神是高标的、超越的、充分的个性化的,在人格结构上趋向边缘而排斥众庶,对于艺术创造而言,是风格独立特出的基础。应该说,雅文化精神是铸造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雅文学精神的扬抑,关乎文学成就的起落。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需要对底层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入体验,要懂得民俗与民情。所谓俗雅有别,但由俗而雅,甚至以俗为雅,大俗至大雅,却是审美精神的必然走向。     

音乐艺术应“雅俗并存,交溶发展”

就文学意义而言,“雅”者,高雅也,“俗”者,通俗、民俗也,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雅”、“俗”之争一直持续不断.这种互相鄙薄、互不“买帐”的情况,时有所见.这倒不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文人相轻”,而往往是各执一端:重“雅”的自认为是在认真捍卫严肃音乐的神圣殿堂;偏“俗”的却以为自己是在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各自倚持自己所长,而轻鄙对方之所短.各种现象十分有害于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雅”、“俗”之关系,以提高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和评论的水平是有益的.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从柳永词的评价看雅俗观念的转化

俗与雅是相对的、相互包容的 ,流行之俗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典之雅。对柳永词的评价 ,在两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差异甚大 ,其基本趋向 ,是从“俗”到“雅”。这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在创作主体方面 ,需具备可转化的要素或素质 ,在主客体诸关系之间需存在一定的距离     

论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群众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性思考

群众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宽泛的文化范畴,它既不是单纯的雅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俗文化,而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亦雅亦俗、雅俗兼备的文化.群众文化的发展虽然受制于一般的文化发展规律如经济基础的制约、政治状况的影响、社会心理的要求以及自身的批判继承、革新创造水平等等,但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却不能不是其发展过程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带规律性的现象.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的条件下,这一往往被忽视的现象尤其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试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内部成因

在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判中,常常出现两个误区:首先,把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外部因素绝对化,绝对归因于外部社会政治条件;其次,断言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沿着“地下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的走向来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在前苏联所谓的“官方文学”、“受审查文学”内部也能观察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发端的萌芽,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内部成因.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孕育生成茁壮--谈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是生成儿童文学的土壤.在儿童文学独立之前,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历代儿童天然的欣赏客体.儿童文学最早的创造者,就是从民间文学作品中得到启示,创造了独具审美价值的儿童文学的,民间文学是滋养儿童文学的源泉.在对民间文学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对民间文学创作方法的汲取与创新中,儿童文学茁壮发展起来.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新批评的文学史观

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新批评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新批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另一类以艾略特和韦勒克为代表,具有较明显的文学史意识。艾略特认为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是“外部权威”。韦勒克则主张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相结合。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理论也间接地涉及文学史问题。但新批评文学史模式在竭力维护文本中心论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殊为可惜。     

大背景文学元素下的非常事件叙述——欧美文学思潮与侦探小说发展的关联

通过分析和对比阿瑟?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进而研究侦探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即欧美文学思潮的文学元素在侦探小说中的表现。     

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系后殖民理论在华语文学领域的运用是有所限制的。论者试图辨析后殖民文学( Postcolonial Literature)、少数文学( Minor literature)及“混杂”( Hybridity)等概念,在华语文学中的运用。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因为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于与中国大陆文化不同的特征,但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部分,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非德勒兹( Gilles Deleuze)与瓜达里( Felix Guattari)所说的“少数文学”。霍米巴的“混杂”概念强调主体之间互相渗透的状态,强调混杂中的抵抗,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混杂中的异质性,而并非混杂中的抵抗性,由此可以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     

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流散现象以及伴随而来的流散写作。造成前者的动因是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移民,而造成后一种现象的则是流落异国他乡的移民们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从西方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流散写作有其先声:早先的流浪汉小说以及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流浪者写作。他们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近几十年来的不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流散作家,他们的创作不仅受到他们所出生的国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对居住国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