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网格化政策动员：塑造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特征、行政价值与议题创新

网格化管理与政策动员的研究亟待融合,以阐明基层网格功能的本质,推动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结构转向行动。将网格化政策动员作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闭环式的联动体系改变了传统单向的动员模式,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基层政府能够在管理方式的设计和任务运作模式上选择合适的策略,促使行政机构和自治组织相互嵌入,明确权责关系,化解棘手难题;不同动员策略的融合,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行动系统;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基层政府开发分级、分类处理问题的方案,增强政策结果的可预期性。通过网格化政策动员,基层政府有潜力平衡各种具有张力的行政价值,在有限的资源和权限下,兼顾多方诉求,塑造更强的行政调适能力。在此基础上,围绕闭环联动、议程设置和平战转换,可形成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     

市域社会治理:特征、内涵及体制创新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地级行政层次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地级行政区(地级市、自治州、盟)所辖空间范围内,以整体治理、协同治理为目标,以公共服务、矛盾化解、公共安全等为重点,旨在形成上下联动、横向互动、设施联通、数据融通的城乡融合型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全地域,全要素(人、组织、物、网),全周期管理,旨在打造城...     

事务结构、条块互动与基层治理——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农村事务具有不规则性、整体性和季节性,要求治理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和配置性。当前农村治理的问题是基层治理能力和动力不足,导致矛盾上移至县域部门。县域部门有处置"大事"的能力,对众多农村"小事"难以治理。科层部门无论是强化自身建设,还是推动协同治理都有困难,便依附县级政府借用其治理资源。政府为规避风险整合资金成立网格中心,统筹多部门职责交由网格员完成。网格化管理的不足是科层化治理和流程化运转与农村事务治理逻辑相悖,带来事务治理形式化和基层治理内卷化。当基层组织治权与治责大致匹配,与科层部门形成合作共治结构,"枫桥经验"才会成为一般农村的现实。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