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色文化的视角看传统“天人合一”政治思维

五色文化是深入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视角。古人在遵循色彩现象的自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赋予自然色彩现象以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象征寓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可以说,五色文化的形成是人类"与天地相参"的典型产物;五色象征符号的形成与运用,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的形成机制、思辨特征、实践途径、演变轨迹等问题都能从五色符号的形成与运用中得到解答。而五色政治符号从形成到逐渐消解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在天人关系中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主导性的逐渐上升。     

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与春社关系探析

本文以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为研究对象,从名称与时间、祭祀神主和主题、祭祀场所与类型、祭祀仪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田社"与传统春社的关系。认为"田社"习俗是传统春社在青海汉族民间社会结合祭祖仪式的演化和变迁。     

祭祀礼仪的象征系统及其文学意义

祭祀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性的.祭器、祭品、服饰、时空、仪节等构成祭祀仪式的重要因素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含义,个体的、局部的象征共同组成整体的象征系统.祭祀仪式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在象征意义的形成和表述中得以完成.这些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象征意蕴成为几千年祭祀文化发展的核心指向,同时也成为后世文学象征的重要理论来源.     

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唐开元礼》封禅仪式分析

封禅活动是中国封建帝王在五岳祭祀天地的国家典礼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行仪式。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 ,对封禅活动的研讨显得困难重重。文章以《大唐开元礼》为素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和象征理论 ,从封禅过程、空间象征、礼器象征和参与者角色转换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封禅活动对加强皇权、政体运作、延续文化、景区开发等都起到积极作用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藏族山神祭祀仪式的文化分析——以青海热贡多日宁社区为例

本文以青海热贡多日宁社区为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藏族山神祭祀仪式的文化内涵,并解读原始藏文祭祀文献的内容,挖掘藏族山神祭祀仪式背后的文化象征体系和社会关联。     

“新秧歌”作为仪式的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是传统陕北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遇合的产物,它赋予传统民俗活动以全新的艺术职能和社会功能,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艺术注入了革命、阶级、进步等象征性符号文化内涵,这一改造置换本身,使得"新秧歌"具有一种包含策略诉求的仪式表述意味。由全新的符号存在和象征表述所构造的这一仪式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形式的创新,更包含了深刻的话语建构诉求。在种种文化使命的规约下,经过改造的陕北秧歌已不再是民间的狂欢,而已然衍化跃升成为了特定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红色仪典。     

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三星堆为商灭蜀仪式说

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方形遗址坑,反映的应是异族征服所致国家祭祀系统毁灭事件,是蜀亡国的象征。根据遗址所见与商代祭祀的近似性质,判断三星堆应是古蜀国被商朝征灭时,商朝巫师为所灭蜀国诸神举行的大规模遣送神祇回归神界的仪式遗存。这些方形坑所见仪式的性质,是商朝人按照严格的宗教仪式规范进行的、以废毁蜀国"天地百神宗庙之祀"为目的的大规模灭绝行为,其意义乃是通过消灭其国家祭祀系统而灭蜀国。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声音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常见元素,与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之间存在密切的映射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声音符号的力量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其象征意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经过解码后被转换为政治权力。在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声音符号通过替换、消除、依附和"独奏"等各种方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最终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中国仪式象征研究综论

仪式象征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从仪式象征的宏观研究、仪式象征的微观考察、仪式过程与象征结构的阐释、仪式象征符号的解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仪式象征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藉此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就中国仪式象征今后的研究趋势做了展望。     

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

作为象征表层结构的象征符号分别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虚拟象征符号等主要的类型.而作为象征深层结构的象征意义则分别指涉人们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等不同的意指对象.     

“龢”: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     

仪式的整体形制与身体表达——云南花腰彝“德培好”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以人类学仪式研究观之,重大的纪念性祭祀仪式大多伴随着英雄祖先与族群认同,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村的花腰彝"德培好"仪式即为范例。仪式的身体表达和身体行为无疑是实现仪式整体形制和意义的重要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德培好"仪式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这些因素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对历史的"去圣化"现象。这也是仪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需要正视的"异化"现象。     

符号暴力与高学历女性“失婚”困境——基于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

高学历女性"失婚"现象正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对此,传统社会学分析框架多将其根本原因归咎于高学历女性比例偏高和女性自身的另类性,如择偶的过高标准、心理上的自我隔离抑或恋往怀旧等。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一个依然处于男权强势的文化社会中,一种在诸多社会行动者合谋基础上产生,并以某种符号象征施加其上的"符号暴力",才是导致高学历女性"失婚"的主要原因。借助各种文化平台(如媒体),对大龄高学历女性进行各种"污名化",给予她们丑化与妖魔化的特征定型,正是符号暴力的具体表征。因此,为高学历女性去污正名,张扬其多样性与异质性的高贵品质,才是解决其"失婚"困境的明智选择。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三）——“铭旌”的祭祀符号：身体、权力与秩序

铭旌作为亡人灵魂的宿归和生者精神的托体,在家奠吊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又因为铭旌“各以其物”,所以它作为祭祀的一种符号,其含义实质上却在旗旌之外,铭旌起源于先秦的旌旆制度,常、旃、旗、旗、旒五种旗帜,和辨别尊卑的旌、物以及的象征注羽的褪、旌,这些在先秦时期只有在君统范围内才可能出现的象征权力、尊卑的符号,逐渐衍变为后来的铭旌制度,从这种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所承载的三层政治含义：其一,铭旌的推广与昭穆的异化在本质上相同,都经历了一个由君统走向黎庶的过程,但是他的机体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通过固定的符号来象征权力;其二,铭旌是沟通死生两端的桥梁,是死者生前所拥有权力的延续,在祭祀程式之外,这种符号所表达的权力并不会因为肉体的死去而消失,这正是昭穆制在祭祀中的突出体现;其三,铭旌在祭祀仪制中不仅有辨长幼尊卑的功能,更能开启敬畏之道,尤其是在家族政治力层面上,作为亡人的化身,铭旌也能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     

关中民间社火与宗教祭祀源探

社火产生于原始的宗教信仰,来源于对古老土地与火的崇拜,是随着原始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它与祭祀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古老的祭祀活动的核心是其作为巫术的思维模式——巫术直观。巫术直观是原始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直接沟通,其中,世界万物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象征及象征符号。社火作为祭祀,首要的是相信神灵的在场,并向其献祭,于是,社火、脸谱、服饰、道具、演员、红布条、铳炮锣鼓,一切与社火有关的事物自然具有了神灵的神力,并可以独立存在,成为神灵的象征符号。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