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德主刑辅”辨

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德主刑辅”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所采取的欺骗与镇压、牧师与刽子手、软的与硬的所谓“德刑”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对它只能批判,不能继承;只能抛弃,不能吸收.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德主刑辅”是中国法制史上逐渐形成的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适用的原则.德和刑的内容和本质决定了“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德和刑的主辅辩证关系决定了“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德主刑辅”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所表现出的矛盾两重性,必然使其具有合理的继承性.因此,对它应持实事求是的、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两汉法制发展研究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前后发生很大变化,汉王朝的法制指导思想,也相应发生很大变化,从总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汉高祖至文景时期。这一时期,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的指导思想。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老子。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二是汉武帝以后。这一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汉代"德主刑辅"法制指导思想的提出,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秦朝专任刑罚之失。汉统治者认为,以德礼教化为先,人有犯罪再施之以刑罚,采用刚柔相济的两手,以期稳定社会秩序,达到长治久安,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这反映了汉代地主阶级在立法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这一思想基本上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     

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孔子与《书》教

《尚书》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孔子之时,已经实施系统的《书》教。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儒家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在治国方略的设计上主张德法并举、德主刑辅。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各有积极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但是德法有自身所无法弥补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对方的补充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德法必须结合统一起来,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成为儒家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德法并举对于我国当代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冀州古代法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影响

冀州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对于现代人来说,弄清它的价值性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冀州法律文化博大精深,对当代法制建设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其"德主刑辅"的礼治观念、"重义轻利"的集体本位主义、"天人合一"的传统理论观念、重调节的"无讼"法律价值观等对当代法制建设仍有积极影响;相反,其重"人治"、"礼治"轻"法律"的观念、"亲亲互隐"的观念、"法即刑"的观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法制思想等仍然深存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对当代法制建设造成消极影响。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探寻

在继承儒家仁治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的礼治思想以良知学说为基础进行了心学改造，形成了建立在良知观基础上的礼治;其法治思想在借鉴法家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赏罚观基础上的法治。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体现了礼法合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探寻

在继承儒家仁治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的礼治思想以良知学说为基础进行了心学改造,形成了建立在良知观基础上的礼治;其法治思想在借鉴法家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赏罚观基础上的法治。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体现了礼法合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的目标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走向法治的法制--毛泽东法制思想探析

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坚持了立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强调认真守法、严格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但他对法制 概念及价值的片面认识,间接促使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民主法制层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反思,加速了中国 民主法治化的进程。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论企业家的法治意识

文章分析了当代经济生活法律化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和企业家职业特征,认为企业家具备法治意识是大势所趋,而企业家要形成强烈的法治意识,就必须正确认识法治与民主、创新的关系,认真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并在管理企业的活动中依法治理企业.